12月19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名家讲坛”（第133讲）在5号楼102A会议室举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陈红民作了题为“海外文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周云教授主持，亢升教授、彭蕙副教授、钟健副教授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代表共50余人参加学术报告会。

讲座伊始，陈红民教授从“学术研究与论文的本质是要学术创新”为切入点，提出海外文献的内涵及其重要性。他指出，海外文献主要包括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典藏在海外学术图书档案机构的各种史料；“海外文献”是由“中国”本位产生的，如同“海外关系”，背后有复杂的民族主义情感在里面。

接着，陈红民教授着重讲述了海外文献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作用：第一，学术综述和学术写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第二，重要的史料来源；第三，理论分析与方法论层面必不可少的工具；第四，学术对话的参照系。他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形式多样，但并未形成理论框架。纵观近代中国所有学科的“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西化”的烙印，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起点定在1840年（清朝的中间），现代史为什么定在1919年（民国的中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西方（海外）理论、世界历史来确定的。“冲击——反应说”、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全球化理论、“殖民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国家——社会”“社会科学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来自西方（海外）因素的影响。甚至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医疗卫生史、妇女史、环境史、身体史、城市史、公共史学等，大多自西方（海外）引入。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社会造就了一元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体系相比，西方多元社会派生出多元理论，更能切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陈红民教授强调，科学的理论必须能包容、解释所有的现象。固然，西方（海外）的理论与方法不无缺漏，但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至少能给正确的方法提供借鉴或批判，开拓思路，避免重走弯路。因而，首先是要了解，再批判、否定和超越，而不是采取“无视”的“鸵鸟政策”。中国研究是全球的一门“显学”，几乎所有课题都有西方（海外）学者在研究。西方（海外）学者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环境和个人兴趣，会对同样的历史，作出与中国大陆学者不同的解释。例如，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学者研究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声音等小众独特的课题。

陈红民教授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例，指出海外的中国研究有四个值得学习借鉴的维度，即问题意识、结构框架、好的故事和分析概念。他指出，理论框架与他人结论的借鉴对于论文写作意义非凡，既可以提升论文层次，也便于展开论述，还有利于史料选择，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参照，有了“抓手”与“着力点”，尤其是辩驳性的文章更易成功。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不同的研究结论，要采取包容与借鉴的态度。对错误的结论，要从学理（史料或者理论）层面展开辨析、批驳，以理服人，要有“同情之理解”。

陈红民教授还剖析了海外史料对论文写作的特殊作用。他指出，近代以降中国进入了国际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对中外关系产生影响，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海外史料。这些资料主要包括：在华的外国外交机构、海关、企业、传教士、商人、旅行家、记者、军事（经济）顾问等，有着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记载与报道；中国重要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多有海外生活的经历，大量华侨、留学生更长期生活在海外；以及由于各种特殊原因，不少中国人把资料保存在国外，如胡汉民资料、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李锐资料等。海外史料种类繁多，包含档案、著作、函电书信（公私）、口述资料、日记、音像、实物等。由于海外资料的稀缺性和便利性，给学术写作和创新提供了机遇，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有不少专门以搜集整理海外文献为主。陈教授还指出，海外史料亦可为我们提供第三者的视角，印证自己的学术观点，增强学术写作的客观性。

最后，陈红民教授分享了自己丰富的海外访学和利用海外资料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并提出了几点感想和希望。他指出，在国外也能找到大量中国史研究的史料，做学问要行万里路寻找资料；中国史的学位论文应当有海外文献的支撑；海外文献能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或老题新做的角度，利用海外资料甚至成为做学问的一种重要方法；海外查找资料的经历，也是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文献”是作为对立面或者参照物出现的，如果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学术和史学研究，学术研究要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衡量水平高低，希望未来全球视野能取代“海外文献”这一名词。

在互动环节，亢升教授和硕博研究生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非历史专业的个体如何学习历史、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地区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红民教授的精彩报告，内容丰富、学理性和思想性强，风趣幽默，给在场的师生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学术盛宴。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钟健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