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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暑期读书报告】——2009本科生党支部王巧平
《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09日语王巧平
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是我为之心动已久的读物，因其文言形式导致的自己阅读速度的缓慢而一直被搁置。对于这样一个史论和世论都充满争议的人，渴望更多的了解，非为评判其一生，亦非为辩其一生功过，只为单纯的了解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所造就的这样一个“英雄”。
绪论有言：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
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人们讨论他，研究他，赞誉他，诽谤他，却没有一人可以真正地论定他的功与过，是与非，这样一个人物，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存在在我们那个真正的历史时期的大势中，也存在于他个人的人生中。于是他的一生，就成为了时事与个人的充满争议的集合。
“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对于李氏的一生，不可断言之事甚多，而他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确是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确凿无误的。
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可论，人亦岂易知？后人穷其一生论其功过，也只是在以狭隘的后人眼光作出浅薄的论断。而梁启超作为和李鸿章相同时代的人物，在这篇传记中对其的描述和评断，也算是较为公正客观可为后世人所参考的了。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最综合的评价，莫过于这样一句话：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从一个大局上阐释了他功与过的一生和这样一个模糊的英雄人物的最大成因——外在的时势和内在的自身。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李鸿章作为一个汉臣，在满清这样一个东北部族入关统治的封建皇权统治下，能巧妙地借用时势的力量在慎用汉臣的统治传统中突围而出，成为清朝皇室不得不倚重的汉臣，其自身的才华和抱负是自不必说的。要冲破统治者们眼中对汉臣威胁皇权的顾忌，并在一众文武大臣中脱颖而出，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非常人的实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情况下，李鸿章确实是一个顺应时势，中流砥柱的英雄人物。他所领导的淮军，成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倚重的可以说是唯一的具有较强实力的武装力量，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中坚力量。换句话说，很有可能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淮军，不知道能不能再找出一个这样足够威力的军队，击退太平军，而太平天国的命运，和满清朝廷和皇室的命运，或许也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或结局。
作为一个权臣，尤其又是汉臣，李鸿章的仕途生涯不可谓不艰险，而他最终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慈禧最信任的汉臣，他的政治素养，也不可谓不高深。他的崛起，有赖于曾国藩的看重，当然更离不开他出色的军事能力。他出色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使他的淮军逐渐成为了一支超越了曾国藩的湘军的队伍，并在曾国藩因为统治者对权臣的打压乘势而上成为取代曾国藩的重臣，而他的淮军也取代湘军成为了清朝政府赖以平内乱、御外侮的唯一依靠。而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步曾国藩的后尘被打压至取代，他的政治素养可见一斑。
而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他的才华和远见也是当时不亚于任何一位洋务运动人士的。但他的所拥有的在当时可谓之引领洋务运动步伐的那些思想，于今看来，还是局限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狭隘中，这些都取决于他内在自身的能力和才识，也提供了他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操刀舞墨留后世人争相议论和探讨的基础。
如果说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是李鸿章崛起和稳居权臣位置的要因，那么外交能力就是将李鸿章置于风口浪尖的罪魁祸首。我们暂不能说李鸿章是否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但是几乎所有对李鸿章一生所为的负面评价，都是来源于他的惨重的外交成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切强压于他身上的责任和不可抗之必然都无形地置他于民族的罪人之地。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从而肯定了外交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所占据的沉重的地位。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唯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这段评价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
对于他外交的失败，梁启超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 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纵观世界外交格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之处，而西方外交术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匹及之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情势的限制，也是李鸿章自身的不足。大环境决定小环境，也是从一开始说到的，李氏非为造时势之英雄，实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如果李氏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下能放眼世界潮流和当时外交格局，或许还能一搏成为造时势之英雄也是不可谓不可能的。但依据当时清政府的腐朽和懦弱，如此那般的烂摊场，要在西方列强面前运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外交，也是极难的。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历史的局势和自身的限制决定了他功过难断的一生。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以他的见识才具，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维护了他的祖国，也伤害了他的祖国。在各国的外交历史上，也能够看见李氏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外交家而留下的或多或少的印记。
09日语王巧平
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是我为之心动已久的读物，因其文言形式导致的自己阅读速度的缓慢而一直被搁置。对于这样一个史论和世论都充满争议的人，渴望更多的了解，非为评判其一生，亦非为辩其一生功过，只为单纯的了解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所造就的这样一个“英雄”。
绪论有言：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
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人们讨论他，研究他，赞誉他，诽谤他，却没有一人可以真正地论定他的功与过，是与非，这样一个人物，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存在在我们那个真正的历史时期的大势中，也存在于他个人的人生中。于是他的一生，就成为了时事与个人的充满争议的集合。
“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对于李氏的一生，不可断言之事甚多，而他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确是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确凿无误的。
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可论，人亦岂易知？后人穷其一生论其功过，也只是在以狭隘的后人眼光作出浅薄的论断。而梁启超作为和李鸿章相同时代的人物，在这篇传记中对其的描述和评断，也算是较为公正客观可为后世人所参考的了。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最综合的评价，莫过于这样一句话：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从一个大局上阐释了他功与过的一生和这样一个模糊的英雄人物的最大成因——外在的时势和内在的自身。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李鸿章作为一个汉臣，在满清这样一个东北部族入关统治的封建皇权统治下，能巧妙地借用时势的力量在慎用汉臣的统治传统中突围而出，成为清朝皇室不得不倚重的汉臣，其自身的才华和抱负是自不必说的。要冲破统治者们眼中对汉臣威胁皇权的顾忌，并在一众文武大臣中脱颖而出，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非常人的实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情况下，李鸿章确实是一个顺应时势，中流砥柱的英雄人物。他所领导的淮军，成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倚重的可以说是唯一的具有较强实力的武装力量，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中坚力量。换句话说，很有可能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淮军，不知道能不能再找出一个这样足够威力的军队，击退太平军，而太平天国的命运，和满清朝廷和皇室的命运，或许也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或结局。
作为一个权臣，尤其又是汉臣，李鸿章的仕途生涯不可谓不艰险，而他最终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慈禧最信任的汉臣，他的政治素养，也不可谓不高深。他的崛起，有赖于曾国藩的看重，当然更离不开他出色的军事能力。他出色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使他的淮军逐渐成为了一支超越了曾国藩的湘军的队伍，并在曾国藩因为统治者对权臣的打压乘势而上成为取代曾国藩的重臣，而他的淮军也取代湘军成为了清朝政府赖以平内乱、御外侮的唯一依靠。而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步曾国藩的后尘被打压至取代，他的政治素养可见一斑。
而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他的才华和远见也是当时不亚于任何一位洋务运动人士的。但他的所拥有的在当时可谓之引领洋务运动步伐的那些思想，于今看来，还是局限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狭隘中，这些都取决于他内在自身的能力和才识，也提供了他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操刀舞墨留后世人争相议论和探讨的基础。
如果说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是李鸿章崛起和稳居权臣位置的要因，那么外交能力就是将李鸿章置于风口浪尖的罪魁祸首。我们暂不能说李鸿章是否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但是几乎所有对李鸿章一生所为的负面评价，都是来源于他的惨重的外交成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切强压于他身上的责任和不可抗之必然都无形地置他于民族的罪人之地。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从而肯定了外交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所占据的沉重的地位。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唯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这段评价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
对于他外交的失败，梁启超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 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纵观世界外交格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之处，而西方外交术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匹及之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情势的限制，也是李鸿章自身的不足。大环境决定小环境，也是从一开始说到的，李氏非为造时势之英雄，实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如果李氏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下能放眼世界潮流和当时外交格局，或许还能一搏成为造时势之英雄也是不可谓不可能的。但依据当时清政府的腐朽和懦弱，如此那般的烂摊场，要在西方列强面前运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外交，也是极难的。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历史的局势和自身的限制决定了他功过难断的一生。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以他的见识才具，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维护了他的祖国，也伤害了他的祖国。在各国的外交历史上，也能够看见李氏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外交家而留下的或多或少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