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成立于清朝末年，是一家典型的官办企业，抗战时是日本人的制铁所，产品以炼铁为主，有部分铸钢，但数量很少。1981年7月，在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改变了之前实行的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生产发展基金为60%，集体福利基金为20%，个人消费基金为20%的比例分配使用。那年，正值国家经济调整，要求首钢减产铁29万吨、钢7万吨。经测算，1981年全年实现利润只能达到2.65亿元，即使全部上缴，也达不到上缴利润2.7亿元的水平，再加上又是在时过半年以后开始承包的，回旋余地较小。但首钢认为，通过承包能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一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突破的。结果，首钢当年实现利润3.16亿元，完成上缴任务后，企业留利4000多万元。 

“首钢之所以能发展成一家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由于在管理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施行承包制。首钢的改革改变了过去企业领导官本位的办法，真正实现了“谁行谁就上，谁不行谁就下”的用人制度，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干部与工人的界线。”尽管已过去几十年，谈及首钢当初实施的改革办法时，徐匡迪仍记忆犹新。 

  除了首钢的承包制改革外，还有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推行的“邯钢经验”，也让徐匡迪给予了高度评价。 

“邯钢经验”形成于1990年，那是钢铁行业碰到的第一次产销矛盾，当时钢铁行业快速发展，由于无序竞争产量略有过剩，又恰逢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邯钢采取一个成本倒逼机制，“推墙入海”，实行“成本否决”。模拟市场价格核算，将成本与效益挂起钩来，将效益与分配挂起钩来，并以成本否决为杠杆，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局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壮大既不是靠吸引政府投大量的钱，也不是靠外资投资得来的，而是靠行业自身进行改革挖潜、改变经营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靠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的结果。”徐匡迪自豪地说道。 

  徐匡迪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钢铁行业的技术、工艺装备落后。主要是解放初期苏联援建大型钢铁企业，如鞍钢、武钢、包钢等，主要采用高炉大平炉为主的长的流程生产；一些地方钢铁厂，使用的小型侧吹转炉技术，这些小型侧吹转炉一般都只有6吨、8吨，最多20吨的小吨位。 

“由于平炉炼一炉钢需要6~7小时，而小转炉产量又太低，所以才有了‘三打2600’。”谈及此，徐匡迪仍掩饰不住内心遗憾。事实上，1955年、1956年，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氧气转炉已经规模投产，炼一炉钢由原来平炉的5~6个小时减少到40分钟左右，炼钢效率大大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钢铁氧气转炉占70%~80%，剩下20%左右都是电炉，平炉基本上已全被淘汰。但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只有平炉和小型侧吹转炉，生产工艺、设备落后，工艺过程又不连贯，炼钢与轧钢脱节，断续生产、轧材多次反复加热不仅能耗高而且生产效率低。 

正是认识到技术、工艺装备方面的差距，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由国家投资、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建一座现代化钢厂——宝钢。当然，在这之前已有武钢引进1.7米轧机……。这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整个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能有效衔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1990年我国粗钢产量就达到了6535万吨，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