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以上字句皆摘自书中。以前读《野火集》的时候，龙应台这个“世界公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再读完这本“母子通讯录”，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她是深刻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伟大的，她的教育是成功的。看来，今天的我们，还得呐喊“救救孩子吧！” 我想这是我们中的大部分是一直处在校园的氛围中，社会的议题、真实的世界都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许都是被保护得太好的身体成年、心灵却处于幼儿期的小孩。
对于民主的启蒙，很奇怪，不是在政治课，而是源于一本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后来基于它，看了一些网站，一些知名人的博客。那个时候才渐渐意识到我身处的世界并不仅局限我身边小小的象牙塔，外面是无边的旷野，踮起脚尖就有辽阔的风景展现眼前。而最近给我深刻冲击的来自一本书《亲爱的，安德烈》——一本母亲与18岁儿子对话的书信集。他们中间隔着年龄、文化和分隔亚欧两地的长长距离。书反反复复的翻了很多遍，只是翻，真正引入脑袋的东西还不多。每次看都会在同样的地方受到同样的震撼，合上书，心里有翻江倒海的浪潮。
18岁的德中混血儿安德烈相较于我是如此早熟，他的理性思维，他的个人意识，早已超过18岁的我，甚至此时此刻的我。
他谈对国家的认同，“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中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受爱国宣传的教育——政客要操纵我们太难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时，你比较能够去冷静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他谈阶级意识，“我没发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的精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我之用一句话回应了她‘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他谈香港的大学生。“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学校只管知识的灌输，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他谈政府的职能，“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力这样高姿态的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力这样去压制生活习惯不同的‘少数’？”
书里的35封信每封信都有一个专门的话题。从认同感到国家意识到今后的工作选择到19岁的爱情，龙应台信奉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观在这里面展露无疑……我有时候觉得母亲是刻意的利用了横在他们之间30岁的年龄和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以制造某种更剧烈的冲突，和怎么说呢，或许书的卖点。可不得不承认，这种冲突的确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如果只是由知识分子龙应台或者新兴青年安德烈单方面挥洒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应该不会得到这么多的共鸣和回响。
这里有 一个“嘲笑有加”的青年，一个“谆谆善诱”的过来人，你在两个点里，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有时找到平衡点，有时挣脱出形成自己的思维。这一切都迫使你思考，迫使你跳离你兜兜转转20多年小小的世界去看去想去关注外面的世界。
我想这才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