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2班         余洁珩      200630452105

   上学期在吴刚老师的推荐下，有幸拜读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这部著作。在《要义》中, 梁先生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 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 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由于原始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人类的诞生几乎必与宗教为伴，且很多以宗教为社会的中心。所谓“弱者而后需要宗教，愚者而后接受宗教”；“理智尽处生信仰”，正指此。所以宗教在人类社会之初，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而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

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P97）。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P95）。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反。由此而言，“儒教”并非宗教。孔子虽并没有排斥或批评宗教，但他着重于启发人的理性，却实际上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
　　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P98）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由于中西方宗教走向不同，因此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伦理本位的社会，而西方文化走向个人本位的社会。

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先生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个人本位的异质结构导致了中西文化价值趋向的差异所作的理性的考察分析无疑是深刻的, 这应该是考察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体现出他的独特灼见。梁先生不止在考察中西文化时为我们开拓了新的新路，最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理性的民族。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孔孟之精神出发看现代社会中的新伦理，形成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