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邹绪森，男，公共管理学院2020级博士。入学前就职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院办公室，是来自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新冠疫情期间，曾陪同钟南山院士及其团队，作为国家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单位，广东省新冠救治组组长单位，为我国抗击新冠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并参与完成了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等发表在国际顶刊的文章、组织申报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组织申报2020年何梁何利最高成就奖、总结医院从非典到新冠的抗击疫情相关素材完成抗疫纪录片的拍摄、参与医院抗疫纪念馆的设计等工作。在抗击疫情中，肩负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怀揣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初心，践行着守卫人民，守护生命的责任。

导语：

身为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员，在疫情防控的战役中，会有怎样的经历和感触？我们带着疑问，采访了邹绪森师兄。以下，是我们与师兄的对话。

Q：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读公共管理专业的初心是什么？

A：其实本身我的求学经历交叉性比较强。我本来是个医学生，最早进北大的时候是读临床。完成两年临床医学理论的基本学习之后，我改了专业选择生物医学英语，同时辅修医学心理。毕业之后进入到医院工作，没有再继续从事自己临床专业相关的内容，走上了行政岗位。而在硕士的学习中，我又对流行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选择了中山医的公共卫生专业流行病学方向。

说起来读博士也算是一个巧合。首先觉得在医院这种高学历平台单位中，自己还是始终要把这个博士学位给拿下来。另一方面，就刚好那个时候遇到了新冠疫情，钟老师（我们习惯称钟院士为钟老师）的一句话让我选择了风险治理这个方向。当时，钟老师说，从零三年的非典到零九年的甲流，再到一五年的H7N9禽流感，然后再到现在的新冠，在数次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中，仅仅依靠医生、医疗、医学去做出针对性措施，是不足以完全迅速稳定并消灭疫情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他认为是一定不能缺少社会学的内容。所以当时我就想，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博士的专业可以去选择读一个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相关的社会科学的方向。

Q：请您介绍一下目前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以及您是如何打通医学和公管两个研究领域？

A：我目前的研究着眼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从我的研究视角来看，医学与公管其实是有共同的地方的。

我们人体在感冒的时候，其实是有了外来的病原体入侵到你的身体，然后你的身体做出反应，这一过程身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白细胞去攻击你的这些病毒、细菌。就导致你发烧而你发烧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的身体在驱赶这些病原体的过程。

如果把这个机理放到整个社会来说，把社会当作一个人，遇到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社会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影响到了我们正常人（相当于人体里面的正常细胞）。那么，我们社会就要去应对这个入侵的病毒，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去对它进行应对。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像我们的人体的大脑一样，会做出一些政策上的反应；医护人员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他们会去攻击这些病毒，制止这些病毒的扩散。

我现在就是研究大脑如何去控制身体，放在现实中，就是政府与专家之间，他们的关系在整个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这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然后，我进一步研究了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社会，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的机理和机制是什么。

Q: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A:第一个就是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院士去武汉之前，他其实已经去了深圳。那个时候已经有从武汉回到深圳的病人，出现了人传人的聚集性感染。在卫健委请院士出山之前，院士已经极度关注这个事情。他去深圳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病可能并不是像之前报道中一直在强调的没有人传人。所以在去武汉之前，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有种专家的敏感性，他毕竟常年在这个领域工作。他是一个根据事实说话的人，当时广东也有疫情，省卫健委也让钟老师去了深圳，钟老师在深圳的调研中看到了可能已经有人传人的迹象了。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去武汉之前，他心里已经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有了传播的迹象。然后，当天他从深圳回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电话，连夜奔赴武汉。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了的他那张在餐车上奔赴武汉的照片。钟老师84岁高龄依旧奋斗在抗疫一线，像一面旗帜一样，引领我们前进，这是第一件让我感动且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这张照片。院士在疫情期间收到了很多小朋友的来信，我有幸帮他起草了这份回信的内容，也有帮他写了《寄少年》这首诗，这个当时也上了热搜。他觉得祖国的未来还是要由这些孩子们去担当，他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举动会让更多的人去往医学这个领域去报考、就读。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疫情爆发初期，院士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就组织了我们这个研究团队，把武汉的数据（就是这些病例的数据）全部拿过来。他应该是年三十还是年二九回来之后定了这个基调，一直带大家干到年初八还是年初九，把武汉一千零九十九例的临床数据全部整理完，总结它的规律，总结它的临床流行特征。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医学上的顶刊）上，为早期的疫情防控起到了一个指南性的作用，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疾病总体都是不了解的。那么通过总结过往病例，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会给人带来什么问题？它的传播率是多少？它的致病率、致死率是多少？它针对哪个人群？哪些人是易感人群？产生问题之后，它导致人重病或死亡的原因在哪里？你必须要知己知彼，才能去对症下药，去治疗这个病。现在这篇文章的引用次数已经达到了快两万次，是早期发表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这样的研究，我觉得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二零年的时候，我们整个院士团队申报了国家科学进步奖的创新团队奖，我后来也有幸陪钟院士去人民大会堂领取了这个奖项。这个也比较印象深刻。

 （左一为邹绪森）

 （左一为邹绪森）

关于我在院士团队里面的主要工作，其实我算是一个偏文科的人。虽然是个医学生，可还是有一颗文科的心，所以我平时主要是写一些他的讲话稿、回信之类的。我觉得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情就是有幸给他起草了共和国勋章领奖的时候的那篇稿子，也有幸留下了让大家口口相传的几句话，比如说“欣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一隅不安，举世皆危”。像院士他一直在说的就是，他希望做到他父亲教育他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在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是由这些伟大的人去创造的，我很有幸能跟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共同前行。

Q:在抗疫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个困难的？

A:应该说分几个阶段。最早期遇到的困难是疾病的不明朗导致的，由于这个疾病还处在一种未知的状态，我们需要不断去探索。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科技攻关。最大的困难就是总感觉时间不够，整个团队都是超负荷在运转、超负荷在工作。

进行到常态化防控之后，也就是二零二零年的下半年，这一期间遇到比较大的工作困难，就是如何去因地制宜地对每一次疫情做出比较专业的建议。一方面，病毒的毒株在不断变化，比如说当时的德尔塔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另一方面，疫情爆发的地点也在不断变化，每一次疫情都似乎是一个新的情况。病毒的不断变化驱使着我们在研究病毒、应对病毒的道路上不断钻研、不断探索。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态度去看待新冠疫情，而应该是随时随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同的城市应该要有不同的抗疫方案。

同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把好大的方向，跟国家的步调保持一致。无论任何时候强调人民至上，生命之上。早期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哪怕经济停摆，也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在进入常态化防控之后，奥密克戎病毒的毒力降低之后，我们也要复工复产，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那么，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要发展经济，这样就要求政府对疫情的准确度、防疫的准确度、政策的准确度都把握地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就给很多专家、很多城市都带来了挑战。我觉得很值得庆幸、也很骄傲的是，虽然疫情在不断反复，但是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经济也在不断地复苏。

Q:感谢师兄的分享，最后想请师兄留下一些鼓励，送给公管学院的学生。

A:以梦为马，不负盛世韶华。以想为甲，披满芬芳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