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
发布时间: 2020-08-12 浏览次数: 10

摘要:华人华侨研究地域在过去主要偏重于欧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区域,研究内容主要以侨情和侨史研究为主,对印度洋岛屿地区的华人华侨研究很少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方略突破了对华人华侨的身份和国族认识符号化的问题,为新时期侨务工作的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反映了我国整体宣传战略、外交战略乃至发展格局的深刻转型,给新时期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历史使命。着力发挥侨力和维护侨益的力量支撑,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将促成“一带一路”在岛国落地生根,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


      新世纪以来的华人华侨研究由于受到西方社科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多种研究方法相互佐证的复合型学科。华人华侨研究地域在过去主要偏重于欧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区域,环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华侨研究很少涉及。中国与印度洋岛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共同利益,华人华侨对印度洋区域贡献很大,也给予中国很多帮助。印度洋地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要求中国外事部门需要探索新型地区战略的新路径,重新认识印度洋岛屿地区的重要性,全面融入地区发展。在中国“两洋”战略背景下,国内需要新的理论成果来推动中国和印度洋岛屿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发挥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在我国软实力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助力印度洋岛屿国家真正地走上和平、繁荣与稳定之路,促成“一带一路”在岛国落地生根。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印度洋地区局势的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坚持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是一种具有实施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外交政策。“人类”一词指的应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人类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发展其潜能。人类整体通过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思想启蒙、世界贸易、殖民扩张,世界逐渐从原来的孤立状态演变为一个整体,从而真正形成作为整体的人类共同体。空间结构最易产生实体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思想。中国的土地运行是在阴阳互动、虚实相生中进行的。人之命在与天之运的互动中,产生了中国思想的“命运”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建立在对命运观的相互理解之上。各大文化在命运观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一个命运观的问题,而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问题。这个命运共同体经历了西方文明“指引”下的命运演进、三个世界、网状世界等三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合一的命运观,显出巨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印度岛国华人华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思想体系在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和谐发展,指导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以往相对独立的印度洋地区体系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和世界市场。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外,工业化、技术的进步、恐怖主义的外溢等,也使得中国和印度洋地区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事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产生影响,它们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新时期中国印度洋地区战略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印度洋地区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误解和猜忌,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希望建设一种积极的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的秩序指国家行为体希望通过合作来实现外交目标。共同体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场所,人们相互依赖和互相帮助,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所有共同体都为某种善而存在,为某种善而建立。原始社会时期的共同体因自然而形成,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行为体因个体特殊利益而形成虚幻的共同体,这些都不是印度洋岛屿国家所需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需要的是自由、公正和民主的联合体。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需通过推动相互依赖和功能性的合作、经济社会一体化等两个历史阶段,是一个有阶段和层级的、呈动态发展的渐进过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华人华侨研究的影响

传统华人华侨研究大多局限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和境内外侨情调查分析与研究,如华人华侨对国内发展的助力、民族学视角下的海外华人特性、华文教育、华商网络、华人华侨社团、华人华侨文化、海外华人移民史等选题。其研究内涵更多关注的是基础研究,聚焦学问,偏重于学术性,对华人华侨在国家咨政建言、成果转化、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则鲜有涉及。

智库视阈下的华人华侨研究集中咨政研究,以侨务政策和理论研究为主,强调应用性,重视应用对策研究。这些对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成为国家政策的产出。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4年提出中国应建立自己的新型智库,研究成果要跟得上国家形势发展,出思想、出成果,推进国家治理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华侨研究导向应朝着国家级、高端化、枢纽型和开放式转型,汇聚多学科、宽领域和专业化的研究人才,为新形势下的华人华侨研究整合资源,贯彻大侨务、大侨联的研究理念,智库积极与侨务部门进行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和地方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决策咨询,做到侨情与侨史研究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增强了服务国家社会的意识,助力制定符合适宜的侨务政策,以弥补原有政策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的思想精髓,“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凸显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使命和宽广的世界视野。这两个全新的概念和方略突破了对华人华侨的身份和国族认识符号化的问题,为新时期侨务工作的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反映了我国整体宣传战略、外交战略乃至发展格局的深刻转型。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和区域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类共有现象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公民和国家行为体在国内外的一举一动和发展状况日益受到这些人类共有现象的影响,并被其所左右。新形势发展的现实问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对“国际移民、华人华侨、华裔、归侨和侨眷”等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并加强这方面的对策研究,服务国家和地方的侨务工作。受新文科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海外民族志、用档案等一手史料对华人华侨史作新的解读、华人华侨口述史的兴起、华人华侨与国际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融等研究动向成为当今国际华人华侨研究的热点。随着海外同胞参与智库建设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华人华侨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环印度洋地区在国家外交和经济贸易中的份量将会越来越重。因此,开展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印度洋岛国包括法属留尼旺、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塞舌尔、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等7个对象国,除马达加斯加和斯里兰卡面积较大外,其他岛屿面积都较小。经济上,除马尔代夫、法属留尼旺和毛里求斯人均GDP较高外,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这些岛国由于位于印度洋的重要航道上,印度洋又是全球最重要和最为繁忙的航线,是中国“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季风计划”、日本“亚非增长走廊”的重要关键区域,因此它们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有重要地位。凭借“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理念,可以让这些印度洋岛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成为中国与欧盟、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沿线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和交流的大通道。随着近年来中印美日等大国对印度洋区域战略投入的增加,这些战略支点和节点国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建立联系的历史较为久远,远至汉代时,中国商船沿着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科罗曼德尔海岸、马拉巴尔海岸等沿线,和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民众建立商业联系。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促进中国和印度洋区域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往,也带动着双方文化互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实施后,印度洋岛国的中国移民日益增多,双方交往日益密切。中国人往印度洋地区移民的动因主要源于躲避国内战乱和摆脱贫困,这个离散群体通过“下南洋”的形式从东南亚地区而逐步扩散到印度洋岛屿地区。

中国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洋地区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末两个历史时期。其在印度洋岛屿地区人数较少,以人口分布为例,法属留尼旺有华人华侨4万多人,约占其84万总人口的5%,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由马达加斯加迁入,其祖籍多数为广东顺德和梅州等地;毛里求斯有华人华侨约3.8万人,占其总人口的3%,其祖籍多数为广东梅州和顺德等地;马达加斯加有华人华侨4万人,不到其总人口的1%,以广东梅州籍客家人为主;科摩罗的华人华侨数量较少,约为200人,主要为短期援助科摩罗建设的人员、中资企业和公司代表;塞舌尔有华人华侨约1000人,约占其总人口的2%,其祖籍地多数为广东顺德;华人华侨人移民马尔代夫的历史较为悠久,目前常驻的华人华侨约有1000人,主要从事旅游、工程承包和贸易等行业;斯里兰卡目前有华人华侨约3000人,其祖籍地以湖北和山东籍为主,主要从事牙医、餐饮、酒店和旅游等行业。总之,华人华侨在印度洋岛屿地区影响力很大,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界应通过华人华侨研究来推进高水平智库建设。

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与家乡、祖国的联系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他们依然挂念远方的祖国和亲人,想方设法帮助祖国和家乡民众渡过难关。从中古时期简单的经济谋生,到20世纪80年代参与祖国经济建设,再到新时期同国家一起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目前,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经过先辈的努力和原始积累,已经成为居住国政府国家建设中所倚重的力量,成为中国-印度洋岛屿地区开展深度合作的超级中间人。改革开放以前,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主要通过侨汇来支持和带动家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们已成为“一带一路”实践的先行者,也是检验中国“一带一路”效能性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华人华侨史和侨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在印度洋岛屿地区到了新的阶段,这种状况亟需改善。大部分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已融入到居住国历史进程中,这些生活在港口和海岸形形色色的群体对于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依托对居住国风俗民情了解的天然优势,凭借其手中丰富的人脉和商业资源,加上自身的勤劳,逐渐成为住在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成为关乎住在国与中国经济合作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海外华裔,印度洋地区华人华侨虽然人数较少,但他们为印度洋各个岛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经转道南洋群岛,通过中转站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而逐步扩散到其他岛屿,来到所在国创业和打拼,生活逐渐富裕,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话语权,成长为当地的新贵。华人华侨虽然人数较少,但其在法属留尼旺、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等地的能量很大,如毛里求斯的朱梅麟、留尼旺的曾宪建、塞舌尔的陈文咸等。曾宪建在1983-2006年期间担任顶磅市市长,任职长达23年。他自1986年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以来,连任5届议会代表,是法国首位华人议员。另外,曾宪建还积极推动中国在当地建立领事馆,推动留尼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目前留尼旺已成为大国小岛案例中的典范。朱梅麟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1949年就担任国会议员,其创办的ABC集团是毛里求斯最大的企业之一,他在1967-1976年担任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期间,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业,实现了该国的第一次经济腾飞。为纪念他的功绩,毛里求斯政府于1998年将朱梅麟先生头像印在25卢比纸币上,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印在外国货币上的华人。2011年,在朱梅麟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毛里求斯邮局发行邮票来纪念他。目前,华裔已成为毛里求斯第二富裕的族群,在毛里求斯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塞舌尔开国总统詹姆斯·曼卡姆(中文名陈文咸)为原籍广东顺德的华裔,他于1964成立塞舌尔民主党,1976年6月29日塞舌尔独立后成为该国首任总统,保持着非洲华裔参政的最高纪录。自塞舌尔独立以来,中塞关系一直很稳固,塞舌尔政府在2011年甚至还邀请中国协助打击印度洋海盗。后来,陈文锦虽然因塞舌尔国内军事政变而下台,但华裔在该国政界和经济界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国内有着很好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基础。山东、浙江和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环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的主要来源地。随着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部分理工科和外语类高校开始重视和发展新文科,开展印度洋华人华侨研究,为新时期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培养、教学和学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侨乡众多,是国内华人华侨研究的资料来源。这些地区华侨文化源远流长,造就了丰富多彩华侨文化景观,开展新型华人华侨研究智库建设具备了独特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其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印度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成立,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研究特点,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议题,充分接触、整合海内外各种研究、投资信息和人脉资源,将海外华人资本“引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相结合,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宏观视野。


四、新形势下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新时期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历史使命。加强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做好中国和印度洋各岛国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重视华人华侨群体在印度洋各个岛国所发挥的作用。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参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人文交流是中国印度洋地区侨务工作的重点,民心相通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都需要通过华人华侨来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岛国的国际合作、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优化整合侨务资源,更好地发挥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的在地优势,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进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建设,文化要先行。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积淀,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核心文化不会变。中华文化力量伟大,将会影响整个世界。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大优势。利用好侨乡优势,率先在海外加强改革开放成果的宣传,特别加大对“侨二代”、“侨三代”的宣传,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这有利于提升国内企业与新一代华人华侨的经贸交流融合,通过鼓励性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华商资本积极参加到国内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上来。另外,在国内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好好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发展好文化产业。

侨乡是解读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活化石”,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例如,作为华人华侨文化中最具世界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大省,应倍加珍惜地方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资源。依托印度洋地区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推动建立一批华人华侨文化展示中心,支持有实力的华社成立乐团、建立图书室,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吸引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积极参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活动,促进住在国与祖籍地的文化交流,增进侨胞与家乡的了解和感情。

打好“关公”牌,提升印度洋岛国华侨对祖籍地的认同度和情感度。时至如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关公信仰,凡是有华裔的族群就会有关帝崇拜。关公穿越时空、跨越国界、超越阶层,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尊,朝廷民间共仰,古今中外同奉的至尊至圣之神。关公精神的普适性消除了族群、国别和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界线,在关公“义”的精神指引下,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人们都能走在一起,各取所需,各近其宜,凝聚同心,规范秩序,协调发展。关帝文化已经成为联结印度洋岛国华人的精神纽带。法属留尼旺关帝庙有利涉堂、世昌堂、圣皮埃尔等4座庙宇,时间最久的达120多年,地方政府每年定期举办一次为期5天的关公节。另外,关帝庙也是凝聚毛里求斯、塞舌尔、留尼汪等印度洋岛国华人社会的纽带。


积极引导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参与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发挥华人华侨、归侨侨誉以及港澳居民的纽带作用,增进与印度洋岛屿国家的人文交流。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在参与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将印度洋岛国文化带进来,将中华文化传递出去,促进中国–印度洋地区文化的交流。这将为“一带一路”在印度洋地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的实践,共享中国发展成果,提升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

(二)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新时期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只有遵循服务国家战略的方针,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印度洋岛国侨胞,紧跟当今国内外华人华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提升研究水平。通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力求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为我国的侨务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引领,为党和国家制定新的侨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搞好印度洋地区的侨务工作。通过诸多一手、权威和详实的数据,把脉印度洋侨胞世界生存历史和发展的实践,吸收他们在国际化和现代化方面的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

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的跨国性质与当代中国战略发展目标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一方面,他们熟悉住在国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高,在政治、文化方面有较多话语权,能影响国家内部决策;另一方面,他们与中国的纽带没有割裂。两者不存在对立关系,他们存在着天然的有机联系。这有利于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融入岛屿社会体系中,适应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反过来又促使他们成为中国和印度洋地区开展合作的最佳人选。他们利用中外之间不同而互补的经济机会同时介人中国和居住国的跨国性质,一方面对于我国吸收和利用其资金、技术,观念、信息等各种要家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有禅益;另一方面,中国的促进中外经贸交流和合作,推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提升国家地位等对外战略目标,也可借助华人华侨在居住国的力量得以实施。

(三)做好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公共外交和政策沟通,在设施、贸易和资金方面实现三通。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熟悉所在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充分调动他们作为国内外交流媒介和非官方外交家的双重角色,通过提升华人华侨研究水平来促进国家新时期对外开放质量的提高,争取印度洋岛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给予理解与支持,推动中国和印度洋岛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大省应积极把握这一机遇把本地企业“带出去”,利用“侨二代”、“侨三代”的社会资源优势在印度洋支点国家建设营销网络、生产基地和区域总部,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加强资源能源联合开发和利用。同时,把握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地方自贸实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将印度洋岛国作为国内企业和机构的落脚点和品牌推广中心,进行产品推广和贸易洽谈,让印度洋岛屿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自贸试验区。亚洲-印度洋国际贸易商品博览会已举办四届,成为中国和印度洋岛屿地区商品供应商、采购商以及该区域民众商品贸易和交流的平台,以及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国内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的问题。政府应积极推动印度洋智库建设,成立相关调研组,以海外商协会为依托,到海丝沿线国家进行实地调研,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具体研究如何引导企业走出去。同时指导已在外经营企业,依托本身在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对当地营商环境熟悉的优势,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鉴于非洲国家基本上存在外汇管制的问题,中国“一带一路”与印度洋岛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的时候,融资难和双重征税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核心岛国的拦路虎。企业为降低负担,当地的华人华侨成为其首选的合作伙伴。企业只有联合当地华人华侨社团,借力华人华侨的雄厚实力,用好当地人才,将投资本地化,才能够在框架下与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与所在国进行战略对接,实现互利共赢,打造印度洋地区命运共同体。

(四)保障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的权益。印度洋华人华侨是维护中国在印度洋利益、维护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力量,也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目前,我国对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权益保障在理论研究、法制建设和具体实践等层面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应着力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和维护侨益的力量支撑,使我国能更好地融入印度洋地区发展,实现在“一带一路”方面共商、共建和共享,对接印度洋岛屿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印度洋地区命运共同体。

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是推动世界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一支力量,这个移民群体的崛起势必对印度洋岛屿国家原有华人政策乃至移民政策带来冲击。而这些国家能否及时调整思路,给予华人华侨群体足够重视,不仅关系到这类人群去留选择带来的示范效应,也关联到这些国家利用华人华侨桥梁与崛起中国的关系处理。因此,做好新时期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的利益保障应该围绕以下目标进行:1.发挥华人华侨智力资源丰富、专业技术人才辈出的优势,引进技术人才,增加各个领域行业的知识含量,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2.发挥华人华侨商业网络遍布世界各地的优势,拓展国际市场;3.管理优良的优势,加强交流,取长补短;4.发挥华人华侨资金的优势,鼓励回国投资,加强经济合作,互利互惠;5.发挥华人华侨的“国际公关”优势,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各岛国的交往与合作。增进与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群体的情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为扩大印度洋岛国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发挥积极作用。

立足长远、注重实效,构筑多元工作平台。积极支持华人华侨在印度洋岛屿地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好相关的侨务政策,提高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对家乡建设的参与度,继续贯彻好“了解侨情、凝聚侨心、维护侨益、发挥侨力”的方针,提高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对祖国和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创建平台,拓展渠道,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智库”作用,积极吸引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回家乡参政议政,为祖籍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建言献策。

 

五、结语

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在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有着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他们除受居住国文化影响外,对祖籍国文化仍在坚守,是中国与印度洋岛屿地区进行人文交往的最佳人选。另外,这个族群经济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又熟悉当地商业和经济运作模式,同祖国与家乡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国家对外战略和经贸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也给印度洋岛屿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是地区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应将华人华侨及相关民间组织纳入到国家和地区外交战略规划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投资权益,更好地进行海外侨民利益保护。


作者:俞家海、朱献珑

本文系中国侨联课题《代际视角下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基于印度洋岛国侨情的实地调研》(19BZQK26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