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批复阻窒艺术发展之途————评解放后符罗飞的艺术人生悲剧

发布时间:2017-04-12浏览次数:446

  2004年,我请缨参与丛书《华南理工大学名师——符罗飞》的出版工作。符罗飞(1897.8-1971.12)乃名画家,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华南工学院(即今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系三级教授。
  是年7月中旬,我在搜集、整理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偶见中央某高层部门1953年9月16日关于其艺术水平不行、北京各单位无适合工作的一纸批复。这是我所罕遇的有关对待一位艺术家的那种冷漠、决绝兼浅陋的态度的一份函件。
  在随后的两年里,由于又陆续地查阅到一些相关资料,因此使我对他后半生遭际的社会因素有了更多的认识。
可以说批复的出现,使我于无意间明白了解放后符先生的艺术影响力式微的个中因由。
  因为,批复所表露出的艺术上的门户或山头之见,阻窒了符解放后的个人艺术的发展道路;以后胡风问题的出现,有意无意地制约了对他的使用与艺术扶持;“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则可能彻底地吞噬了他发展个人艺术的最后希望。
  解放初期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部门或系统在工作与日常交往里,由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思想认识的作怪,中共党内有过来自野战部队的看不起地方部队的,老解放区的看不起新解放区的,或者看不起原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或进步人士的不良现象。它虽非全局性的,也不普遍,但却是事实。
  此外,解放后最初的10来年里,我国曾有过政治、经济以及外交上的“一边倒”,即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阶段。于此阶段,在那种意识形态与特定的国际关系的主导下,反映在国内美术界的就是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与创作方法,它随后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统美术界天下的艺术原则,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被作为评判艺术高下、粗野的分水岭。在那个时期,苏联美术成为最高典范,①表露出当时美术文化战略的一种国家意志、国家行为。主持全国美术界的主要业务领导者或对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强烈不满,或是举油画为第一大画种,有意无意地排斥其它画种。②所有这些做法,使其它艺术流派的发展遭遇障碍,或者打压。
  在上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认识的驱动下,广东在文学艺术方面,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体只认延安过来的作家的文章、鲁迅的学生的木刻版画,以及几位国画家等人的艺术风格为“正统”。诚然,所被认者也确实是各自领域建树良多的名家。此处举其为例,只是为说明问题,并无贬损之意。至于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反思中获高度赞誉的几位旅欧画家李铁夫(1869-1952,擅长西方肖像画的艺术家)、冯钢百、余本等的粗放阔大的欧美风格油画艺术、廖冰兄的针砭时弊的政论性漫画艺术, 他们的作品当年却处于被冷藏的窘况。
  现在看来,符罗飞的作品浸淫意大利、法国学院派写意技法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风格,沉放粗犷,当年的处境大致也是如此的。
  早在1946年,民俗学大师钟敬文曾撰文,认为符“是一个勇于寻找新路的人”,“不是那种死恋着旧业的人”,“他奋发,他苦恼,他挣扎,他勇往”。 同年,时为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邵荃麟认为,符“是为那些被迫害的人民大众而画的”,“这就是人民艺术的路线,符先生是坚实地走着这样的路线〈的〉。”
  关于他的艺术成就,1981年4月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赋诗吟道:“胸次豪情放手敷,岂甘依样画葫芦。人民艺术人民爱,堪笑东西士大夫。” 1982年2月,中宣部负责人林默涵撰文赞许道:“解放后符罗飞的画风为之一变,题材不再是血泪斑斑的景象,而是人民愉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色调显然明朗起来了。”
  据此,同期有资深美术界人士浩叹:“过去对这位为人民作出可贵贡献的画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他的作品也缺少应有的宣传,” 还有人慨叹他“在那不明不白的年代默默地被埋没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有段名言,大意是文化艺术是要读者、观众去捧才能发展的。我认为这话是很到位的,因为艺术家是离不开观众的。在1938年之前,符在意大利的个人作品展有两回;之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其间所举办的规模大小不等的画展共19回。但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给他办画展的机会仅4回。因此,他的艺术创作思想及作品的流播和发展显然受到阻碍。
  综观符自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艺术之路,平心而论,整体地看他是在努力工作着的,仍然秉持人民艺术的路线,依旧奋发、苦恼、挣扎与勇往。他的作品,不虚饰不矫情,不会“为赋新词强作愁”,正直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可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受到长期的迫害。林彪及“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不但折断他的画笔,而且夺走了他的生命。” 1971年12月1日符病逝于广州。
  符罗飞先生是在1954年1月6日调入华南理工大学当专职教师的。
此前,他先后于中大和广州市文联就职。1953年下半年他提出去北京发展,被有关部门以本文开头所转述的理由断然拒绝;1955年5月12日他曾就哮喘病申请暑期到干部疗养院疗养,已获学校及主管学校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关领导机关同意,但月逾之后还是被某部以“不适合住院疗养”为由而否决。
  这时,自同年5月13日起,国内陆续口诛笔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对胡风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的组织的运动;这时,曾于1948年在香港引领符重新投入中共党组织的原地下党员郑思,未料因胡风问题的牵连而蒙冤受难,尽管他身居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之职位也罢(郑不久便冤屈去世)。表面看,符似乎未被株连(目前没见这方面的材料),不过,从不予批准外出疗养的事实,从零星保存下来的当年政治学习与组织生活有关他“党的报告会、小组会很少参加”以及“少讲”等书面记录来看,接连的遭遇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谓不大。
  在解放初的三四年间,他在思想政治上缺少切实的指导或支持,特别是信任。他的艺术见解与风格不被当时省及国内文化艺术业务领导者及一些同行看好。正如他在1956年某日于华工一次党内基层学习会吐露自己的苦闷与不快:省委某宣传部部长认为其抗战作品主题鲜明,可取又不多见,但着色有点像辣椒炒牛肉,不美不鲜明;其实“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嘛!绘画的色彩处理和时代的背景是相联系的,冷暖色调不是随意处理的。什么叫辣椒炒牛肉啊?”
  他的不服被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抨击为“个人主义意识非常浓厚”,“自负不凡”。本来在革命队伍中,言为心声,不平则鸣,理应正常。这在党内尤应如此的,但被有些单位党支部(其中有中共广州市委的,也有中大的)认为“政治思想落后”。从军事、工农等战线过来的同志,对于这位上了年纪的老知识分子以及他沉浸艺术创作的那种自由挥洒、有时处事不拘一格的作风,多有不满;更被党支部斥之为“极端自由散漫”。一方面,他体弱多病,深入体验生活少了,与同事的交往少了。这些都多少限制了符的创作能力的发挥;内心宁折不屈的士子之气,使其不愿趋时跟风,折腰附和;另一方面则是同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到位或者缺失与失误,把学术的不同见解以及一些思想认识,因循政治形势而上纲上线,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乃至紧张。
   从现有的材料看,较之中共广州市委与中大的有关基层单位党组织,当年以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和党委书记秦思平为首的华南工学院党委,凭借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勇气,对教师队伍现状的正确把握,以及对社会现实敏锐的经验感受与理论直觉,客观上在不少方面是保护了符罗飞的。
  例如,面对1956年的肃请暗藏反革命与胡风集团、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与1958年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几个势头甚劲的运动,都让他在医院治病,间中回学校参加某场活动后即回医院继续治疗;根据他早年留学海外的华侨学者身份,经学校推荐,自1955年起至1965年,符先后当选为政协广州市一至四届委员会委员。同期,因统战工作需要,作为中共党员的他,受委派加入民盟;同样经推荐,符于1955年及1958年两度当选为对外文协广州分会理事;当其健康状况有好转,又先后于1959年、1961-1962年与1964年,安排其艺术创作假,到省内的珠三角地区、粤西、粤东及省外湘赣鄂的城乡厂矿采访、写生。此外,学校还于1962年6月及次年11月,先后联合粤沪两省市的美协,分别于省会、沪市举办符罗飞画展;及至1965年,支持他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其水粉画小辑,等等。
  诚然,那个时期党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 作为学校是难能免俗的;囿于社会的时代的局限,学校大概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左倾错误所诱发的社会性矛盾。但消除多个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后遗症,注重细节化解矛盾,纵横推动落实政策,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却是学校党委最为踌躇、煞费周章的工作。
就符的社会任职问题,由于有关档案文献的匮乏,目前尚不知当年学校党委向上提交的建议名单的更具体内容及细节,但这一系列的政治性安排,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安顿或者照顾,在一定程度上纾缓了学校、符所在的基层单位与党组织以及符本人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在校内营造了对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后来符改善与省文化艺术领导机关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有此铺垫,他于“文化大革命”前,还分别担任过美协广州分会、美协广东分会的副主席。
  符对后半生的设想是很审慎的,同时也是明朗和乐观的。全国解放前夕,他曾冷静地对战友说:“天下又不是咱们这些人打出来的。革命的需要便是个人的需要,组织上的安排便是我个人的安排。”
  可是,后来的事物演变,即党的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给他所带来的冲击,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对于一位大半生投身于艺术创作的老艺术家来说,个人艺术的出路,始终萦怀心中,所以他倍感彷徨是可想而知的。
1956年3月29日的政协广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有一个关于做好工作、发挥自己作用的书面发言。用今天眼光审视当年这个以响应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为主题的演讲辞,人们在感受到他对党的情真意切的情怀同时,也读出了作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自身的、政治的、工作的等几方面的苦闷忧郁与无奈:“有时情绪很不好,总是患得患失,觉得工作安排得不适当,工作没有条件,”“我过去也因受到一些批评而变成消极,很久不画画,”他设疑自我解剖道:“‘在解放前,条件很不好也要创作,开画展,杀头也不怕。现在为什么怕批评,怕到消极不搞创作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缺乏生活斗争,对新鲜事物没有情感,不够热爱”。
  显然,造成这种不幸状况的真正原因,非他所道的个人因素,而是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对待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的严重偏差。 全党是在经历25年风雨之后的1981年,才从政治上理论上科学地认识这种迷误的。
  解放后符罗飞的艺术人生悲剧,实堪沉痛。对于与那段岁月一起跋涉过的人们,有义务反思和总结。因为其间的那种苦痛包含着对国家、社会乃至一所学校十分宝贵的历史教训与启示。窃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教训和启示:
  1.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永远都不会过时。
  2.违背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厚此薄彼或者一厢情愿的蛮干、乱干,或者不懂装懂、外行领导内行等等,初衷如何远大,都于事无补
  3.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与学术流派,是学校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主流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过程;是国家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一个标志;也是科学与理性、独立与尊严品格上建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一种体现。
  4.好的用人体制可以成就人才,反之可能埋没人才,甚至断送人才的专业前途。
  5.“文化大革命”前,以张进和秦思平为首的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在用人方面的方法、经验值得总结。其间所包含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谋略、思想,以及历史唯物史观值得借鉴。
  去年是符罗飞教授逝世40周年,今年是其冥寿11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
  主要参考文献
  [1]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美术卷,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级教材[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2]广东美术馆.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前半期一个普遍关注的美术课题,20世纪中国美术状态丛书[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
  [3]王璜生、刘树道、王嘉,等(华南理工大学名师《符罗飞》编委会).华南理工大学名师——符罗飞[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4]符罗飞的发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讨论发言[N].南方日报,1956-04-01(6).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校史研究所所长(原档案馆馆长) 陈国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