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假，说特别也不特别，因为它只是我求学生涯的一个假期而已，说特别也很特别，因为这很有可能是我求学生涯最后一个寒假了，本想尽兴地去好好玩一把，毕竟工作了的话几乎没有这么好的假期让我们去潇洒了，但人在玩过之后总会有一些落寞和空虚，总得找一点精神粮食来充实一下空空的内心，而看书正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治愈我们精神上的空虚。

在寒假间歇，本人涉猎了一下《菊与刀》这本书，感慨良多。

如你我所知，菊产自于中国，象征着古代文人品格高尚，气节淡定的一种植物，与其同等地位的还有兰、竹、梅，而菊在日本则是代表着皇室的家徽，菊更多地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也说明了日本民族有菊一样的品质。刀则让我想到日本的武士道，刀是日本武士的随身兵器，是由中国唐朝的兵器发展而来，在武士眼中他承载着日本这个民族的意志和希望，更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一面。当菊与刀都融合在一个民族身上时，我们知道，这是静与动的交锋，文与武的融合，善与恶的争辩。“菊与刀”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承载着太多大和民族的特性，充分概括了日本这个民族的矛盾性。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作者作为人类学家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也有过剑拔弩张的危机时刻，甚至还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战争，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我从小到大看过不少抗日影片，上过历史课，同时又在日常生活水平使用着日本的产品，享用着日货带来年方便。所以我对日本也怀有矛盾的心情。所以对于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而找到更适合的态度。于是决定选择此书。

可以说，在日本等级制度相当森严。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有关日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或许都源于此。在战争中的日本，所有人都说战争不是天皇的错，而对天皇的态度，也是日本社会等级森严的集中体现。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求忠义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名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由于“忠”是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或许只有精神力量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或许，在中国我们可以说自己经历过封建时期，但中国并不是一个等级社会。民众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社会的上层，但是在日本却没有什么机会。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封建思想，却没有吸纳我们的封建制度。换过来想，日本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封建制度的——只因为天皇的存在。即使天皇没有掌握实权，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这就和我们中国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朝代更替带到36次，如果统治者统治的有问题，人民是理所当然的可以推翻他，但在日本，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允许有天皇一个统治者。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不管自己的国家在物质上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本尼迪克特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战时的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所谓的神风敢死队，毫不犹豫地开着飞机撞向敌军的船舰，也不难理解“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这样的“真心使命”。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另外，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情义”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占有很高的统治地位，但在日本，却没有真正吸收儒家文化的精华。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正是因为有天皇的存在，使得这种民族情节和“仁”的思想水火不容。一个不“仁”的皇帝在中国会被民众反对，只是因为他行使的不是“仁”。而作为中国的帝王，也一直试图宣布自己是天子，是天庭的代言人。而日本，由于有天皇这个不可动摇的事物的存在，完全摒弃了这种伦理。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这或许也是中日两国在这个事情上的区别。具体来说：中日都重视“忠”、“孝”，但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对中国人来说，统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拼死拒绝，甚至大义灭亲。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由于追求无条件的“忠”、“孝”，导致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而直到90年代，跳槽在日本也是难以被人接收的。这也就说明了在忠与孝的问题上日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保守。其实，“仁”，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平等、人权的体现。日本人却至今未能接收一点点“仁”的概念呢？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方面，在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社会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并没有达到思想自由。二战后，因为麦克阿瑟和天皇的秘密谈判，使得日本迅速转移了自己的目标。将自己重新定位，将主要目标转向经济方向，从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天皇制度，因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日本人民对天皇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了日本社会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足够压力去改变他们。在此之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这也造就了日本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位置无比的尴尬。他希望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虽说在经济上有这个实力，但是在文化内涵上，却无法让亚洲各国心服口服。换句话说，日本这个民族还没有体会什么是真正的“仁”。

在我的理解中，日本人不知“仁”，却知“恩”。 每个人自出生之日，就有着向天皇来偿还恩情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恩情是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情分，因此，必须倾尽全力去偿还。但是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说施恩给别人的人必须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可以接受别人来偿还恩情。作为从中国那里承受文化恩泽的国家，日本一直对中国怀着复杂的心理，对中国一直怀着感恩的心理，但是在遇到西方这个更好的老师之后，就彻底放弃了中国这个老师。同时也对中国近代的沦落感到羞辱。但是同样他还要把侵略中国作为一种让中国报恩的方式。这也正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日本一直口头上说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理解报恩的方式，并不是世界人民理解战争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寻求报恩，只不过是一个对外战争的借口。日本社会所讲的“报恩”和“雪耻”的概念在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工作”也是要报答的情义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极端敬业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对不起工作给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对你的领导做到尊重与服从，这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要求的。“雪耻”是对自己名誉的的洗礼，当名誉蒙羞时，如果不报复、不洗刷罪名就对不起自己的名誉。这几乎和我们中国人正相反，我们讲究“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和容忍是美德。不过日本社会的报恩和我们的有恩必报还是很相像的，日本式的报恩，要像“义务”一样的去完成，恩是一种债务，是必须偿还的。对天皇报恩就是“忠”，给父母报恩就是“孝”。这些都是强制性的，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思想带有很深的东方色彩，一个小孩子自呱呱坠地开始，就已经背负上了一身的债务。然而，这样的强制性报恩和我们的观念还是略有差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在战争中的日本，正是这样的报恩的思想，让一批批的日本青年奔赴了战场。报恩是一种义务，同时也会让他们丧失了生命。作者在这一部分还是略有疑惑，他不是很明白这样的报恩思想在东方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报恩这一现实的行为也再次体现了日本这个民族的矛盾性。让这个民族增添了不少别样的色彩。

我们应该多了解日本及日本人的本质特征，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基于任何情感，对于这个捉摸不透的岛国，我们更应该去认识，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和平相处，也有利于解开历史的心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