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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寒假读书报告】——2008级本科生党支部廖锐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利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革命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这是郑永年先生写在《保卫社会》一书的封面的文字，其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矛盾丛生，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改革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点。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理论家，郑永年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即时、客观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看到问题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但是真正能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很少，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郑永年教授。
“经济主义”挂帅的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不仅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很大挑战。为此，郑永年教授高声倡导“保卫社会”——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为社会危机，为中国的长期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主义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很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继续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倒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倒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多，更不要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利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利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帖帖”。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的。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上面的这些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然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则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向排他性的方向。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性发展。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阶段。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保护，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众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政府很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和谐社会有待进一步制度创新。
通过发展而达到小康与和谐，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能达至小康社会的经济结构。从理论上看，小康社会更多指的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足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下，社会的和谐也是可以预期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举措都是为了避免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化。同时也说明，和谐社会并非中国所单独向往，所有社会都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至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问题在于要考量如何创造一个小康的经济结构。没有一个健全的小康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只能会事与愿违，非但小康与和谐实现不了，反而导致一个分化社会的出现。在各级政府大举垄断，资本泛滥，少数人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大多数人被排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如何造就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种经济结构每天都在制造许许多多的富人，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穷人。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则面临着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城市新贫穷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原本属于小康的家庭演变而来的。
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这几年经历经济危机的考验后，开始真正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有多重，任务有多繁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可能最后不能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但我仍然关心党和人民的处境，而从郑永年教授的《保卫社会》一书中，我看到了希望。
这是郑永年先生写在《保卫社会》一书的封面的文字，其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矛盾丛生，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改革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点。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理论家，郑永年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即时、客观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看到问题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但是真正能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很少，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郑永年教授。
“经济主义”挂帅的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不仅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很大挑战。为此，郑永年教授高声倡导“保卫社会”——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为社会危机，为中国的长期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主义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很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继续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倒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倒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多，更不要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利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利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帖帖”。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的。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上面的这些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然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则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向排他性的方向。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性发展。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阶段。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保护，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众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政府很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和谐社会有待进一步制度创新。
通过发展而达到小康与和谐，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能达至小康社会的经济结构。从理论上看，小康社会更多指的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足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下，社会的和谐也是可以预期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举措都是为了避免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化。同时也说明，和谐社会并非中国所单独向往，所有社会都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至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问题在于要考量如何创造一个小康的经济结构。没有一个健全的小康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只能会事与愿违，非但小康与和谐实现不了，反而导致一个分化社会的出现。在各级政府大举垄断，资本泛滥，少数人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大多数人被排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如何造就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种经济结构每天都在制造许许多多的富人，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穷人。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则面临着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城市新贫穷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原本属于小康的家庭演变而来的。
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这几年经历经济危机的考验后，开始真正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有多重，任务有多繁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可能最后不能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但我仍然关心党和人民的处境，而从郑永年教授的《保卫社会》一书中，我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