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六十年光阴飞逝，从嗷嗷待哺的婴孩，到年过六旬的老人。甲子轮回，一切重新开始。1952年的华园，一切也才刚刚开始。老中大的校舍，岭南大学理工学院的原型之上，并入包括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等当时中国著名大学在内的中南5省12所院校的有关系科，华南工学院初具规模，华园迎来新的生机：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同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8年1月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1995年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进入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1999年底，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价，成为全国第一批“本科教学优秀学校”；同年，经科技部、教育部批准，成立国家大学科技园；2000年，经批准成立研究生院；2001年，实行新一轮部省重点共建，学校进入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成为“985工程”大学.......60载风雨兼程，华工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当今天我们在歆享这些成就和荣誉的时候，感叹华工精神的时候，又忽然会问：究竟什么是华工精神？

一、何为精神及大学的精神

所谓精神，相对于形骸而言，是人的精气、元神，又或者人的意识。孙中山先生在《军人精神教育》中写道：“至于精神定义若何，欲求精确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精神属于能量范畴，通常指生命体表现出的一种状态，如精神饱满、精神萎靡、精神欠佳、精神矍铄等。纵观人之一生，温饱之上，必定追求精神富足。精神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并支撑自己生存和生活的一种状态。

然将人的精神、思想用有形的物质予以表现，即将精神物化，或精神有体化。实体对精神的体现为往往并非直接的，而是隐喻的，象征的。而精神凝结在实体里，却赋予实体长久的生命力。正如我国古代很多优秀的建筑都成为建筑所在地的地域文化标志，它们在形式上不一定都是优美、高大、雄伟，但有着深厚的、强大的、积极的文化精神的支持。文化精神内涵给了建筑顽强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漫步华园，经过老中大时期留下的那些老建筑时，我们总会去探索历经半个世纪的华园里的那些精神——华工精神。

二、大学精神和校训

大学的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也被视为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世世代代的大学人赋予大学独特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往往又集中显示在其校训中。探究华工精神的时候，“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八字校训总是第一个进入我们的脑海。

1924年，孙中山先生命邹鲁创办广东大学时，亲笔题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校训。1934年，在华工、华农所处地址兴建的原中山大学，也以上述15字作为校训。后华工新校训从其中提炼“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八字，组成两句，既体现了华园历史变迁中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又有所创新。与学校牌坊、北区校训石及学校古建筑有历史渊源可循，与新校徽相统一。八字高度精炼、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朗朗上口，易于记忆。

校训出自《礼记·中庸》，其十九章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三、华工人和华工精神

校训作为大学精神的体现之一，既是对大学历史的传承，也是对后来人的告诫和鼓舞。然而物化的大学精神，无论如何也无法脱离作为精神本源的人。精神是人的精神，人的状态能力辐射，因此谈精神，必定要找寻精神物化背后的人这个源头。换句话说，谈华工精神离不开华工人，脱离华工人谈华工精神，那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代的华工人所变现的出来的，并非是激昂文字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而勤勤恳恳矜矜业业的苦干实干。六十年前，冯秉铨先生作为华南工学院第一任教务长时，始终把“把华南工学院办成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先进的中国的理工科大学”的理想作为工作奋斗的目标。他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到建校之初的华工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中去。在华南工学院近30年的时间里，他除了承担繁重的行政事务外，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科研一线，并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应用到教学改革当中。当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冯先生参与了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在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的影响下，冯秉铨萌发了建立振荡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志向，并为之开展了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 然而，在1956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华南工学院电讯系的师生员工和仪器设备，几乎全部被调到成都，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冯秉铨的各种设想和愿望面临全部落空，但面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国防科工委、中科院电子所的邀请，冯秉铨毅然决定留在华工，准备大干一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他以其大无畏地豪情，承担起在华南工学院重建无线电工程系的工作。他“一天干几天的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系从无到有，成为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牌专业。1958年，华工开始模拟电子计算机和我国第一台电子自动翻译机的研制，冯先生主持研制成功了华南地区第一台模拟式电阻网络电子计算机；1959年，他又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俄汉文自动翻译电子计算机。当年在缺乏可供参考借鉴的图书资料的情况下，冯先生就是以一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带领着参加科技攻关的“登山队员们”，一步步向尖端科学进军。每每走在美丽的东湖湖畔，端详冯先生铜像上坚定的表情，虽然哲人已逝，音容宛存，先生“生命不息、奋蹄不止”的开拓精神不断激励着今日之华工人向前迈进，在木棉花开、朗朗书声的华园里，先生的精神不萎，风范长存！

    又如刚刚辞世的叶振华教授，1952年毕业后到华工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国产的确良布料的发明人，他始终以“为国之贡献，学校地位之提高”为奋斗的目标，他说：“国务院之表彰，瑞典皇家科学院化学科诺贝尔奖金候选人提名聘书，足以鼓励后代：成绩是靠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叶先生靠着勤奋努力，先后研制出烧广东出产的劣质煤用的沸腾炉，研究页岩油加氢，从事热扩散分离有机化合物、乙烯精制、中压聚乙烯（抽丝造渔网的原料）、化工厂蒸馏塔等课题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为工业发展攻克技术难关。1973年冬天，大庆石化厂研究所要开发新技术，从石油里提取织“的确良”布的原料，同时要做好从国外进口设备的准备工作，邀请叶振华去指导。大庆冬天的气温经常在零下25℃以下。当时年逾半百、身体瘦弱、在广东生活惯了的叶先生吃着玉米饭，住着简陋房，却毫无怨言。他奋斗了将近半年，为大庆研制“的确良”布的原料解决了大问题。“文革”结束后，叶振华的科研方向主要为吸附分离。几年间，他接连完成医用制氧机、榄核活性炭等十多个项目，有些很快投产建厂；他还在全国领先研究吸附分离机理，搞出分子筛、分子筛成型、性能测试、模拟移动床等一系列成果。

1987年，一封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来信寄到了叶振华手中。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化学科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出的聘函，聘请他推荐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在别人看来，只要推荐一位候选人，作为推荐人的叶振华也能获得巨大的声望和荣誉，足够引起轰动。但当时的叶振华却非常为难，“我觉得很难完成此项任务，当时中国很难找到像香港大学高锟光纤之父数十年如一日对世界科学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学者。”他以“在其接触范围内，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实在无法表态”回绝了推荐。几十年间，这段尘封的往事从未被人知晓，直到叶振华去世后因整理其回忆录才被外界所知，先生的科学精神令所有人都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