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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暑期读书报告】——2010本科生党支部张耀
发布时间:201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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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空中飘扬
                        --读《切格瓦拉传》
                    201030540188  10日语 张耀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极富传奇色彩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革命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到刚果(金)、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10月8日,因内奸泄密,格瓦拉及游击队小分队在丛林中遭玻利维亚政府军伏击,格瓦拉受伤被捕。次日,格瓦拉被杀害。死后,他一直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和左翼人士的象征。有大量关于他的文艺作品。

切战胜了死亡,他永远年轻,永远勇敢,永不妥协,永远反叛,永远带着一双充满决心和愤怒的眼睛出现在人们面前。
古巴革命是一场很小的革命,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中国一个地级市的革命
  但是一个人,年轻时走遍了美洲;放弃了医生的前途;放弃了家产;投身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自己已经成功了之后还放弃部长职位,继续投身于另外国家的革命,这是怎样一种精神 ”
  
  不得不说,因为他,我对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印象也是如此——感情丰富的真实表露者们。
  
  但对于偶像的崇拜总免不了会遭受到“盲目”的指责,更何况是一个被全世界人民印在T恤上的人呢。
  
  全书分为三部分:“青少年时代”、“成为‘切’”、“创造新人”。青少年时代无疑我们可以用《摩托车日记》来总结——此书刚出中文版,一定要入,而第二部分则是切人生中的最高潮——与卡斯特罗一起通过游击战夺得古巴政权,第三部分的切则是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切,从工业部长到国家银行行长,与美国苏联反目,积极策动全美洲革命,甚至跑到非洲的刚果惨败而归,最后客死他乡玻利维亚——虽然他有说“我是古巴人、阿根廷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厄瓜多尔人……”。
  
  维基百科上有这么一段:
  
  而对格瓦拉及格瓦拉主义的革命方式批评来自于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部长的耿飙的谈话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动主义者”,他“脱离群众,不要党的领导”,在古巴获得偶 然性胜利后没有认真进行总结,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销经验。试图“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 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而是“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 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主张到处点火。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 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 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识分子开始时“分辨不清”给抬举出来的。
  
  的确,如果你是格瓦拉的盲目崇拜者,那千万不要看这本书,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完美的人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在有些时候显得如此固执,缺乏理性。古巴革命三巨头,卡斯特罗的性格最为圆滑,被冠以“实用主义政治”的标签,而弟弟劳尔的性格则过分偏激甚至时不时地脱离掌控,而切则处于两者之间,可他并不是一个中庸者,更确切的来说是一个分裂者。尽管他总是沉思、看书、写日记,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他的理性是被感性所驾驭的,他的特殊魅力正是在于他那用理性所武装起来的感性——无疑,这样的一种包装可以迷惑更多人,让他们一边屈服于他的个人魅力下一边还可以高举理论依据来据理力争。
  
  切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性格上的硬伤。对于美国的极端仇恨,对于资本主义的极端仇恨,甚至到后期对于苏联老大哥的各种不满,都揭示出,他身上完美主义者的特质——他急于达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达到的高度,可事实上,古巴人民的生活在实质上进步了多少?
  
  “是什么让你决定到我们国家来作战的?”
  
  “你难道看不见这些农民的生活状况吗?”切问到,“他们几乎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在令人痛心的贫困中,只有一间房睡觉、吃饭,无衣可穿,像动物一样被人丢弃不顾……”
  
  “但古巴也有同样的事发生。”塞里克反驳道。
  
  “不,那不是真的,”切回击道,“我并不否认在古巴也存在贫困,但(至少)农民存有进步的幻想,玻利维亚人的生活却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完全看不见生存条件的改善。”
  
  我只能说,尽管我如此疯狂地崇拜着他,但这个回答相当牵强。
  
  切参加革命的初衷是人民的生活贫困,而共产主义带给他的解答是,因为有剥削,所以显而易见,那就让我们取消剥削。而当切当上工业部长以及国家银行行长之后,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削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可古巴的经济却陷入了泥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资本主义可以依靠规模效益带来社会经济总量的更大增长,而如若你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必须要放弃西方经济学,那你必须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建立一套可以维持增长的经济理论。切不仅没有这个能力,而由于他那极端的性格,经济学家都被他一个个地赶出了国。面对经济的年年衰退,古巴走上配额制也就不可避免了——而这种经济的劣根性远远大于资本主义,毕竟物质条件是最基础的。想必在切在离开古巴后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当临死前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也许物质条件没有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跟上了,所以人们更幸福。
  
  我们恕难分辨,究竟是大家其乐融融地饿肚子好还是大家吃饱穿暖着蝇营狗苟好。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提到的古巴的精神文明建设,其中的填鸭成分是很高的。
  
  综上可见,切的个人能力其实并没有达到那种足以轰动全球的地步。可为什么当他被看下双手的时候仍旧不禁泪流,为什么在沉寂了将近二十年后,他的光辉形象会在90年代突然大爆发呢?
  
  客观因素是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两极对抗演变成了美国一极霸权,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也日趋羸弱,主流世界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则是“理性人”,无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要不向着“理性人”进化也难,社会问题必然显现。
在今天,阿多诺的尖锐批评听起来更加容易理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具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个性风格,遮掩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和标准化控制。实际上,文化工业产品标准化程度越高,就似乎越见出个性。”
  
    谁能逃出这种窠臼?连“乐活”这种本来反对物质消费的生活理念,也被包装成了一种貌似更加高尚的消费方式——作为口号的“乐活”是什么无关紧要,“购买”才是关键。
  
    格瓦拉的故事,是20世纪人类寻求更加公平社会而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这种努力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今天,人们反思了这种暴力和血腥的教训,又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问题。
  
    40年前,当格瓦拉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抗一切的道路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者们则悲观地展望了人类社会的未来:高度的物化控制了人们的心灵,一切都被整合到商业的逻辑中,连反抗也被操纵、利用,并成为现存秩序的一部分。
切•格瓦拉,一个20世纪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