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很感人的事情。”
——郑璟
一大觉醒：立志读书不做“亡国奴”
我在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的认识上面，从童年时代到现在，经历了七次觉醒。其中，第一次觉醒是我对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认识的奠基石。当时我在读小学三年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逃学不去上课，后来被老师发现后告知家长，我的父亲并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带我去滇越铁路旁，当时在昆明聚集了很多越南人，但我从不知道越南人民有多受罪。也就在这一天，我的爸爸领着我来到昆明火车站，看到滇越铁路上的破破烂烂的火车厢，在众多破烂车厢的中间，有一个装修得很漂亮的一节车厢，亲眼目睹了法国人用脚踩在越南人的背来上火车。有个法国男人，头戴高帽、手里拿着拐杖，上火车时不仅脚踏在越南人背上，还用手上的拐杖敲打脚下的越南人。我父亲告诉我，越南本来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之后沦为殖民地，越南人民成为了法国人铁蹄下的奴隶。父亲说，这就叫做“亡国奴”。紧接着，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条件给你去念书，就是要做国家的主人，你不好好学习就是“不成器”，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国家希望在哪？能不当亡国奴吗？当时正是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沿海难民逃到云南。父亲又讲，你看看那些难民，他们不也有自己的家，因为战乱而有家不能回，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我听后大受启发，在日后的学习，我成绩也提了上来，到六年级成为班级当中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懂得我和祖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我的祖国不强大，我只能当“亡国奴”，只有每个人努力学习、做个有用的人，把祖国建设好，才能真正成为支撑祖国发展的栋梁。
一心向党：从秘密入团到正式入党
建国前，我在香港培侨中学念书。1948年，那时我正是高二学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后来到1949年上半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后我也转为做正式团员。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1月份，我便从香港回到广州。回到广州以后，我投考了三所学校，分别是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和南方大学（今华南师范大学），最终南方大学最先放榜录取了我。
第一期培训毕业后，便留校担任团的干部。1951年底，广东省全面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南方大学全体干部和学员通通背上背包下乡，直至1953年我一直在农村。1953年5月，广东省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翻身农奴把歌唱。这三年对我来讲，是脱胎换骨的三年。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没有直接接触过中国的农民。自从土地改革运动，天天能跟农民在一起，就像他们的儿女一样。我自小在城市，从来没有光着脚走过路，到了农村，我也跟他们一起光着脚，贴近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生活，望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与认可。所以这三年对我来讲，是真正地了解毛主席所讲的，“不让农民大翻身，中国的革命是不能搞彻底的。” 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占了总人口的80%，新中国进行建设就必须充分发动农民。土地改革结束后，1953年4月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改革胜利后服从组织的安排，1953年5月我回到广州报到，调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工作，担任党的基层工作干部，结果一做就是几十年。直至1991年前后退休。先是在党委组织部，后来曾任华南工学院轻化系、化机系的党总支书记。
一生奉献：力所能及把党的工作做好
“我把自己的学识与能力贡献到细小的工作之中，做好党交给我的任务。几十年来，我就是默默无闻地在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在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党交予我的事业做好。”
1991年退休后，至今已经快30年了，这些年来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退休过。我没有任何的职务，但是我去配合相关院系基层党的工作。我也投入到学校关工委工作中，去培养下一代祖国的幼苗。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中涌现出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接班。从1999年开始我也在华工附小、华工附中担任课外辅导员。学生们写的心得体会，我都会仔细阅读，在文章后做笔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评语。遇上思想困惑或者学习生活困难的孩子，我会主动找他们谈心，试图解答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
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无数个人的力量将会汇成河流产生巨大的力量。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很感人的事情。我所做的，只是将党交予我的工作做好，尽管我已经退休，但我也有责任有义务响应党的号召，做好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工作。今年正逢建国70周年，我衷心祝愿祖国越来越好！
文字：党委统战部，部分文字来源华工新闻网
图片：华工新闻网
编审：党委统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