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状态比较稳定且有延续性的结构层面，行为体层面的动态性质要更加突出，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在坚持战略和宏观视野的同时，需要侧重对行为体的具体策略及政策实践进行跟踪研究，但同时还要避免对行为体释放的信号做过度解读，将战术行为理解为战略行动的风险。观察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印度洋安全态势相关行为体的策略，需要在全面认识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前提性问题是确定新冠疫情对印度洋地缘结构的影响，以此作为考察疫情暴发以来有关各方行为表现及其目标与诉求的出发点。

新冠疫情是2020年全球影响最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甚至有诸多分析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将从此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已经成为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格局调整的分水岭。这种说法虽然还面临诸多争论和挑战，但疫情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印度洋区域内都是如此。

首先，本就脆弱的印度洋地区的综合安全结构有效性明显下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不论是区域有效国家还是区域外强国，都没有表现出为印度洋地区提供公共卫生安全产品的决心和能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首届首脑视频会上虽然讨论了四国加强疫苗合作并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一则这一表态来得过晚，疫情已经肆虐了一年多，四国只是在美国执政团队变更后才想起四边机制存在公共产品合作的需求和可能性；二则四国之间的共识极度不平衡，将作为重要生产方的印度作为美国疫苗需求的保证者，丝毫不考虑向印度洋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三则印度的产能很快就被证明并不可靠，印度国内疫情的突变使得印度在四国峰会之后不久就宣布暂时停止疫苗出口，给了断言四国机制将成为印太新秩序的基础架构的人们沉重一击。

印度洋地区公共产品困境的主要成因是当前国际格局的主导国家美国和本区域的优势国家印度对外政策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明显的利己主义。美国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和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迅速蜕变成一味鼓吹“美国优先”的霸凌者和规则破坏者。一方面，这种变化固然证明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后自诩的“文明灯塔”形象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产业空心化日渐严重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保障自己创造的国际规则继续维持下去，哪怕这套规则本来就是非中性的，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所作所为再明显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既无心也无力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更谈不上发挥自己吹嘘的所谓“领导作用”。拜登上台后，虽然反复宣称要实现“美国外交”的回归，重视盟友的价值，但四国峰会赤裸裸的疫苗利己行动证明美国的行为仍然奉特朗普时代为圭臬，即使有可能调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至于印度，其周边外交的极端利己主义是富有传统的，不论疫情期间印度政府说了多少漂亮话，人们都很难相信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会真正重视印度洋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联系到印度抗击疫情工作的实际表现，即使印度确有意愿发挥在印度洋地区首要力量的作用，人们对印度领导印度洋国家战胜疫情的前景也不应该抱有过高信心。

其次，印度洋地区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日渐提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洋沿岸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平衡美国霸凌行为的建设性力量，但相当多的国家乐于看到在印度洋优势国家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缺位的情况下，由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为包括印度洋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已经成为当然的国际抗疫主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力量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霸主的“忌恨”甚至阻挠，美国联盟体系的骨干成员和一心要与中国竞逐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强国对中国是否将利用疫情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满腹狐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更多成员，增大了对中国的需求与期待。他们认识到美国和印度都无力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公共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他们看来，率先摆脱疫情的中国理当成为自然而然的备选。

再次，影响区域格局走势的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将进入拉锯战阶段，使得体系和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美国行为的蜕变、印度对美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对外部诉求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局势以及印度洋地区局势走向。考虑到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已经确定，中国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如何回应外部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矛盾心理，对于未来全球格局的走向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中国整体意义上的物质力量仍与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但率先结束新冠疫情的中国相对于美国更早也更多地获得了进行自身调试以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推动经济复苏的机会，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缩小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已经和美国的极限施压策略进行了长期周旋，并没有像美国所幻想的那样被轻易打垮。后疫情时代，中国以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为后盾，通过积极有效的对外战略实施，对冲美国的全面施压，实现美国压力下的逆势上扬是完全可能的。这也符合人们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周边环境可能长期生变，但变化中蕴藏着宝贵机会的辨证判断。而印度在疫情之后经济陷入巨大困境，其泥足巨人的本质进一步显化。尽管如此，印度的地缘政治雄心并未受挫。恰恰相反，面临国内严峻的抗疫形势和艰难的经济状况，印度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以强有力甚至略显过度的强硬姿态弥补自身实力不足，以期给想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造成更大压力的心态非常明显。这种激进的策略不但使得印度与其想定对手的关系充满风险，也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变得更加脆弱。具体到印度洋地区的主要行为体层面，2020年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操之年，10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四国安全对话”(Quad)。事后，这次会谈被形容为一场由美国主导、日本承办、澳大利亚帮腔、重点拉拢印度的政治“表演”。11月“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第二阶段在孟加拉湾展开，澳大利亚时隔13年重返“马拉巴尔”军演，美日印澳四国海上力量也因此凑齐。在这之后，美国海军部长又多次鼓吹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区域重建第一舰队，与第七舰队共同组成印太地区的核心战力。进入2021年，拜登上台后，四国又召开了首次首脑视频会议，进一步协调了政策立场。

作为影响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的首要区域外力量，美国的印度洋政策保持了连贯性并有所强化。实际上，特朗普时代的政策，推动“印太战略”几乎是拜登唯一全面继承的。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性质上发生重大变化，双边关系的矛盾性、对抗性迅速上升。这种变化既可以从美国作为当前国际格局的主导性力量与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成长大国的中国之间的国际规则与话语之争中感受到，也体现在中美两国直接博弈和对抗的全球海上战略态势的变动之上。中国海军尽管仍然主要在亚太周边地区活动，然而美国的预防性遏制举措早已遍及全球各个黄金水道，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巨大溢出效应，对中美战略利益存在交汇的诸多地缘区域及次区域构成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印度洋地区。

数年前，特朗普对“印太战略”再包装并高调推出，极大提高了印太概念的话语力度。《印太战略报告》推出前后，美国与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潜在盟友印度进行了多轮互动，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没有特朗普政府的高调宣示，“印太”仍然只会是日本和印度少数政要和学者创造出来的“自我安慰”概念。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面对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表现全面优于美国的中国，美国的战略焦虑达到了空前地步，对华策略从充满特朗普风格的以战略压力讹诈经济利益的外交路线，迅速向传统的霸主国遏制战略回归。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中蕴含的战略焦虑，差别只在于拜登更加强调发挥盟友的作用，特别是核心盟友的作用。

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特朗普版的印太概念已经演化成为一套针对中国的遏制与对抗战略。第一，印太概念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就是要从地缘战略上对中国进行弧形遏制，战略动机非常明确。这一指向在全球战略层面看，就是要落实两洋联动的印太概念；第二，印太概念在手段上越来越以构建军事联盟对华进行协同威慑为主。特朗普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愿意通过直接作用于双边关系的讹诈手段逼迫战略对手做出妥协，对于需要承担成本的区域多边安排缺乏兴趣。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和美国上下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仇华情绪，在军事上推动印太联盟就不会如此急迫。新冠疫情后，美国军事上对抗中国的势头迅速加强，拜登时代的政策倾向将继续强化，这一点可以从横跨印度洋到南海的多场军事演习和武力威慑行动中表现出来；第三，印太概念的框架结构已经确定，以美国为首，日澳印为辅。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核心盟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是对印太概念表态最为积极、行动最为迅速的一个，积极冲在围堵中国的第一线。

疫情暴发后，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激化之后，印度拥抱“印太战略”的动作也在逐渐强化。面对“印太战略”的拉拢，印度的心态逐渐从半推半就向积极回应倾斜，更加沉迷于中国会受制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声势而向印度做出妥协的幻想，借助印太概念加大参与国际价值链重塑，获取实际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在不断增强。虽然学术界一度普遍认为，印度具有悠久的外交不结盟传统，但实际上印度外交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动作同样频频55。几乎与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同步甚至在时间线上更加提前，印度就确定了对华“问题”外交策略。662017年年中印度制造了洞朗事件，中方争取事件和平解决的善意努力被印度误判为中方无意在中美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对印挑衅行为采取报复乃至惩戒行动，印度可以利用中方不寻求对抗的心理，对华采取更大规模的讹诈行动。因此，洞朗事件发生后，印度一边积极响应中方的呼吁，促成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另一边则在实控线加大渗透蚕食力度，不断升级越线挑衅的动作，并在2020年年中酿成了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导致双方出现人员死亡，并悍然违反中印双方协定而在实控线鸣枪，气焰日渐嚣张。2020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既是双方边界问题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也是印度趁有利态势谋求不当利益的心态驱使使然，与中美关系的状态具有不可割裂的联动关系。

印度对华政策在2020年更加消极，是在印度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出现的。分析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时，不能简单将之归因为美国的挑唆以及印度试图向美国缴纳“投名状”。实际上，印度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很多战术动作的选择甚至要早于美国；也不能将之单纯理解为印度受到国内经济下行、疫情恶化压力的“转移视线”手段，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是民粹主义的机会主义表达，而是印度人民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观。日渐膨胀的大印度意识和印度国内阶段性的经济社会形势并没有直接关系。归根结底，印度对外政策的强硬化是由于印度对当前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存在的两个基本判断使然，一是印度正在快速崛起，而且崛起之路不可阻挡；二是印度崛起恰逢有利的国际环境，除中国以外，其他世界大国都乐于看到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明显提升。尽管这两个判断都带有一定的水分，然而印度对此笃信不疑且不可说服，以至于其对外战略的强硬化也不可改变。印度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问题等方面对华加大施压力度，特别是限制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方面，印度扮演了美国马前卒的角色，率先对数百个源自中国的移动应用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限制，美方随后跟进的类似举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种无底线的连续挑衅行动，正是源自于印度的两个基本判断。某种程度上，中国拉住稳住印度的策略没有奏效，甚至对印政策陷入越想拉住却越疏远、越想稳住却越动荡的怪圈，也是因为印度这两个判断的存在。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历来认为，指导战争者，最要紧的是观照好战争的全局。这一原则在军事斗争和大战略上都是有用的，其底蕴在于哲学上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局部总是整体的局部，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坚持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忽略的一条重要法则。对于快速成长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行为体且正深度参与国际秩序演化过程的中国来说，这一法则尤其重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延续了十六大以来的外交关系分类法，将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划分为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三大类，并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思想。这种将整体解构为局部，由局部组合成整体的辩证思维，意味着中国既要从宏观全局角度妥善处理三大类外交伙伴工作方略的相互支撑和促进问题，也要从微观角度认真落实处理与每一类外交伙伴的关系问题时需要遵循的原则。而印度洋区域则是汇聚了中国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实践的集中地域，对于校验中国外交理念的有效性和国际接受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指标性作用。

一方面，中美博弈的外溢效应已经延及印度洋区域，成为影响印度洋安全态势的重要因素。中国多年来在印度洋区域的持续经济投入既使得中国能够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发挥独特作用，也导致印度洋成为中国至关重要的海外利益攸关区域。美国则一方面固守传统的霸权主义海权观，试图保持对包括控制印度洋若干水道在内的全球制海权，另一方面将印度洋作为狙击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重要战场。双方在印度洋的碰撞尽管并非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但美国对华打压的全面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区域性反应。美国在战略上依托印太概念编织遏华联盟的举动和在经济上加紧对华切割，试图劫夺中方在海外正当投资并阻挠中方与其他经济伙伴的正常合作。这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让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某些国家断定中国在国际环境复杂化情况下，只能专注于抵抗美国的战略压力，他们可以趁机向中国提出超过其原本议价能力的要求，迫使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或者发生多点冲突而息事宁人，对这些不当要求做出妥协。在怀有这类幻想的国家当中，印度是心态非常典型的一个，也是动作最明显、野心最大的一个。

作为中国周边重要邻国，印度对华消极甚至对抗心态的孳生及膨胀，虽然无法产生类似美国对华恶意行为那样的危害效果，但一则作为中国西南战略方向上的主要行为体，印度对华政策能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二则作为较早跳出来配合美国的中国周边邻国，印度对华消极心态和恶意行为能够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如果中方处理不当，将有可能导致周边地区及更广大范围出现对华漫天要价的连锁反应，使中国周边和国际环境更加困难。因此，在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外部环境复杂化的情况下，如何管控并经略好中印关系，不仅涉及到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稳定与安全，也影响到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全局态势。就此而言，将中印关系确定为中国经略印度洋的核心命题和策略效果的标杆，并不为过。

从中国全球战略角度审视中印关系，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实力相对印度明显占优，但印度的国际与地区环境较中国有利，双方各有优势。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中国也不是印度崛起道路上的关键助力，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可塑性。对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中印两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的诉求，中印合作缺乏稳定且可持续的战略共识。针对未来中长期印度以攻势心态为主的对华战略思维以及印度地缘优势在南亚长期存在的现实，中国应该注意防止对印外交陷入被动求稳的思维误区，避免对印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之间出现不协调，注重外交策略的虚实结合，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策略妥善处理对印工作。

当前，中国外部环境压力主要来自美西方伙同亚太地区部分势力在海上方向遏制围堵中国的企图。2020年以来，美国拉印度参加反华制华联盟的意图愈发明显。在中国集中精力应对美国压力挑战的时候，防止包括印度洋方向在内的其他战略方向陷入不必要或者不紧迫的地缘矛盾，既符合中方国家利益，也是中方稳妥推进周边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所必须。但是，在印度洋方向求稳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对印工作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影响中国的周边战略效果。

首先，要避免陷入存在共同利益因而存在广泛合作基础的误区。实际上，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方式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印两国在国际秩序演变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印度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规则框架下实现“体制内”的崛起。印度是不会把与中国合作作为对外战略的优先选项，而美国也不会把防范印度崛起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在全球事务中，中印主要是竞争关系，围绕着大国地位与国际话语权、区域秩序和南亚主导权，中印关系以矛盾和竞争为主，协调与合作居于次要地位。不仅如此，中印双边关系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还会既约束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也会不可避免地给第三方试图利用矛盾甚至挑唆制造冲突的机会。

其次，要避免陷入需要和美国争夺印度，避免美印建立安全联盟的误区。当前，美国有强烈动机将印度纳入遏制中国的战略轨道，一旦美印双方达成战略共识，也的确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战略压力，甚至导致中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以争取印度不倒向美国，特别是以单方面释放善意的方式来争取印度作为对印工作的主要手段。既要认识到相对于美国，对印度的矛盾更深，印度对中国的零和诉求更多，也就意味着满足印度要求的门槛更高、条件更苛刻；也要看到在当前形势下争取印度的努力，很容易被印度理解为是苦于美国战略压力的不得已之举。印度因此会更相信自己在中美之间待价而沽是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甚至有可能相信进一步表现出对美国拉拢的热忱会引发相关国家的焦虑情绪从而获得更大回报，这将使争取印度的成本更加高昂。还需要看到，即使中国不去争取印度，美国拉拢印度的企图也不是注定能成功的。印度外交有着悠久的独立自主传统，而且印度深信越是在世界大国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维持战略独立就越能从两边获得好处。自威廉·克林顿以来，美国就一直在拉拢印度，而印度的回馈从来都谈不上积极主动，原因就在于印度既不愿意把自己过早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陷入为美国火中取栗的风险，也不希望过早加入美国的阵营而失去两边渔利的好处。此外，印度还不能不顾及传统盟友俄罗斯的感受以及国内日渐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毕竟，俄罗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印度的国防自主能力，而印度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不断上升，也不会赞同印度政府对美国过于殷勤。

再次，要避免一旦和印度产生冲突就会陷入成本高风险大的两线对抗的误区。一则印度自身和中国相比，实力差距仍然在至少四倍以上，印度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主观认为中国没有和印度对抗的意愿，而不是印度自信可以在实际冲突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二则印度却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两线作战的阴影之下。尽管巴基斯坦实力衰落明显，然而2019年2月的印巴空中对抗表明，印度并没有能力将对巴的实力优势转换为现实的战场优势。两线对抗的风险始终悬挂在印度头顶，从而对印度的冒险政策作出约束；三则面对印度乘有利环境寻求超过其自身实力的对华优势的企图，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到底是争取、安抚甚至绥靖的成本高，还是通过有限的对抗性行动降低印度的冒险主义心态、防止印度继续蚕食领土和周边利益、稳定“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南亚地缘结构维持均势的成本更高?至于说所谓印度也是核武国家，面对一个核武国家应该态度谨慎的说法，这是非常缺乏战略常识的，中国也是核武国家。同理，为什么印度却不需要保持谨慎?而且，印巴两国连年在克什米尔控制线附近爆发低烈度战争，为什么没有国家担心印巴冲突会引发核大战?实际上，核武国家会因为微小的边界冲突而最终走向核大战的假设本来就是不成立的，核武国家因为核武威慑而防止有限冲突转化为大规模战争的案例却并不罕见。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印巴卡吉尔冲突等案例与其说证实了核武时代全球和平的脆弱性，还不如说检验了核武对防止国家间冲突从小规模冲突转向大规模战争的有效威慑能力。这种威慑实际上给了核武国家对有限冲突更强的承受能力而不是相反。

以上三个误区的思维根源具有较强的共性，都是源自于自身实力优势和耐受能力的不自信，也是源自于对对手勇气与决心的过高估计，只考虑自己的弱点，不考虑对手的难处。

需要认识到，面对挑战甚至挑衅，在战略上采取保守策略，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将来在更有利的态势下进行反制乃至反击，以赢得优势和胜利。阶段性的战略忍耐，在任何情况下既不能以削弱将来反制的能力为代价，更不能以忍耐策略导致战略态势更加不利为代价。换言之，当前维护中印关系和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战略态势的稳定，不仅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要特别防止对印政策和印度洋策略出现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策略的倒置，特别是避免阶段性策略所要营造的外部环境被异化为长期目标本身。如果在安抚印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会使得印度洋地缘态势更加失衡，印度的独霸心理更强，而其他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南亚次大陆中小国家对自身前途忧虑更深，更加不敢反抗印度的霸凌，还会导致在美国看来，印度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因而更愿意拉拢印度，给印度提供更多实惠，使得印度挑衅、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排斥中国的企图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态势，应适度调整对印政策和印度洋战略，除在战术层面敢于对印度的非分之想说不以外，在战略上应追求更加务实、理性的目标，建立更加符合大国战略逻辑的互动模式以及更加清晰的策略效果评估标准。对印外交应重点加强务实外交。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印策略应以维护印度洋方向稳定为基本目标，这一点不应改变。但维护稳定，侧重点应该放在印度具体的行为上。中印关系是否稳定、印度对华政策是否理性，衡量标准应该是印度在涉华敏感议题上是否考虑中国的感受。多年来，印度已经形成了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挤压立场，但在宏观表述上反复强调支持合作的“问题外交”策略。中国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印度在具体事务上的表达和行动。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度不妨从世界大国的高姿态多强调支持中印合作，多释放善意信号，但在具体事务上加强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意识，看重印方的实际回馈。在对印外交策略中，要注意虚实结合，对印宏观表述可虚，具体事务上要实，衡量印度态度时对其虚的宏观表达要看轻看淡，对其具体行动要看重看准。

更加重要的是，未来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将明显增加，以往建立在避免安全成本过度增加影响经济发展的周边稳定维护策略将不得不向着眼于增大安全收益拓展安全空间的周边安全塑造策略转换。形势和目标的变化，要求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增强主导塑造能力，依托战略支点国家，拓展安全活动空间。

因此，中国对印外交应该更加注重印度洋区域的整体平衡，避免印度独霸南亚和印度洋的心态进一步加强。南亚的地缘结构非常独特，印度是唯一与其他所有区域内成员接壤的国家(包括海上疆界),也是唯一的区域大国，唯吾独尊的心态从印度独立开始就始终主导着印度的区域外交思维，而且早已超越南亚次大陆范畴，成为印度对整个印度洋区域的基本立场。印度不但赤裸裸地要求区域其他国家在对外政策当中必须优先考虑印度的感受，而且还要求区域外国家必须把印度看成是本地区优先甚至唯一的外交对象。印度认为在本区域“印度第一”甚至“印度唯一”都是理所当然，不会因此给予奉行这一原则的其他国家任何外交回报。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等国而言，其印度洋政策“印度第一”或者“印度唯一”不失为节约外交资源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绝不能接受印度在印度洋建立排他性秩序的主张，在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时更是如此。应该致力于维护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均衡，避免印度建立挤压区域内成员、独霸区域外大国和印度洋区域接触渠道的地区霸权。有鉴于此，中国在印度洋方向应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鼓励他们更加敢于维护自身的独立、安全与合法权益，增强他们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心。(注释略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5)

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印度洋岛国研究通讯》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问题与中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