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出炉，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学界对“印太”的概念界定见仁见智，各国政府因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对“印太”的地理认知亦存在显著差异。无论如何界定“印太”，该地区作为大国竞合的要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美日印澳的“印太政策”，对英国的相关政策鲜有深入探究。作为一个传统大国，尽管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严重衰落，但其仍将自己定位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其印太地区的对外政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英国“印太政策”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印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复杂变化及其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聚焦英国相关政策设定动因、具体内容、实施方案及潜在影响等，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印太”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频频见诸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及官方文件。从地图上看，“印太”地域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亚太地区”地理空间的拓展。进入21世纪，环印度洋国家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印度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该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预计到2050年，全球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将在印太地区产生。在此背景下，“印太”概念从地缘概念转变为政治地理单元，地理范围由最初的环太平洋地区拓展至印度洋西岸，两个天然分割的地理单元被人为地合并在一起。受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影响，“印太”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急剧攀升。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竞合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是较早提出“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国家，其主要目的在于发挥各自区位优势，更好地融入“印太经济圈”。日本是最早颁布印太地区合作政策的国家，其目的在于提升自身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简称“印太战略”）。据最新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可知，美国制定该战略的主要意图在于，一方面，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挑战”；另一方面，加强与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协同，确保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巩固其地区霸权地位。

英国四面环海，民众的岛国意识根深蒂固，在其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英国人在心理上不断朝着岛国民族的方向发展，造就了经验主义与务实精神交融的国民性格。作为一种深埋于英国人思想深处的文化积淀，这种岛国情结甚至制约着他们的外交策略。自英国殖民时代开始，对海洋和岛屿的控制成为其精神圭臬，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分布最广的区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难以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体系。为尽可能保全其殖民地利益，英国当局对其地区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调整，决定采取务实的非殖民化政策，在维持英联邦体系的条件下，允许印度等殖民地独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受挫后，英国不得不面对现实，被迫放弃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外政策开始倒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大西洋两岸关系，通过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搭乘美国“便车”，借助美国海军实力维持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1965年，英国政府推出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防务政策，开始将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主导地位移交给以美国为首的盟友。1968年，威尔逊政府决定撤离苏伊士以东地区，将海外军事基地收缩至关键交通线的咽喉部位。同时，在国防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英国希望通过多边合作尽可能保持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核心区域的存在感和影响力。1971年，英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署《五国防务协议》。通过这一防务合作机制，英国联合盟友控制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扼守进出两洋的重要海峡。

面对来自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英国担心过度介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事务会削弱其本土及周边防务能力。因此，英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和欧洲伙伴关系成为英国外交实践的重心，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

冷战结束后，英国本土及周边的防务压力减轻，欧洲以外地区重新进入英国决策层的视野。在1998年发布的《战略防御白皮书》中，英国在与其利益攸关的地中海、中东和海湾地区实施新的防务战略，通过打造一支更加机动灵活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外部威胁和挑战。2001年，为维护海湾地区安全与稳定、有效应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挑战，英国在巴林建立永久性指挥部，随后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至此，巴林永久性军事基地和迪戈加西亚基地成为英国在印度洋区域的两大关键战略支点，使英国能够快速向周边区域投射军事力量，维护地区安全，从而提高自身的地区话语权及影响力。

自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对于英国而言，无论是协同美国战略还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重返亚太都是英国的明智之选。2015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此外，英国积极支持本国企业扩展亚太地区业务，并积极推动欧盟与亚太国家签署自贸协议。同年，英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表示将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盟国的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和保护全球共同利益。

“脱欧”公投后，为消除各国对英国孤立主义的疑虑、处理与非欧盟成员国的关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提出了“全球英国”构想，以此重塑“脱欧”后与非欧盟国家的关系。英国决策层对“全球英国”的解读或表述各异，其中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的解读较具代表性，他将“全球英国”解读为“秉持外向开放和国际主义，摒弃岛国思维，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英国政策走向来看，“全球英国”体现出鲜明的全球性视野，更为重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弥补退出欧盟后失去的影响力。

对于“脱欧”后的英国而言，印太地区极具战略价值。首先，该地区在地理上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对英国获取主要资源和开展商品交易均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关乎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命脉。其次，全世界半数以上国家分布在该地区，英国要想实现大国雄心，提升国际影响力，自然不能忽视这一地区。2018年，英国政府在接受议会下院外事委员会质询时指出，英国的外交重心将集中于三个地区：北美（主要是美国）、欧洲及其邻国，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英国与美国及欧洲的关系已经相对成熟，印太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下一步的战略重点。在“全球英国”构想中，英国重新调整和规划原有地区政策，将外交资源重新投入充满机遇和发展活力的印太地区，藉此将“日不落帝国”时代的殖民遗产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相结合。因此，“全球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英国“三环外交”的再度回归。2020年9月，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任命珍妮•贝茨（Jenny Bates）为印太局局长，负责印太地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021年3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布“全球英国”评估报告，先后32次提及“印太”这一关键词，从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和生物多样性等多个视角阐述了印太地区对英国践行“全球英国”构想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英国深度参与并融入印太地区发展的愿景。

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行为体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同时决定了国家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与政策依据。国家利益被视为一国内部各主体利益的交集，这些主体包括个人、阶级、民族和政府。国家行为体通常依据“政治算术” 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通过对外政策实现国家利益转化，其中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独立自主等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英国所有对外政策实践均源于国家利益的驱动。整体而言，“脱欧”以来英国印太政策的立足点主要包括：借助历史文化纽带，深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多元合作；依托两洋战略支点，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搭乘美国战略“便车”，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自“脱欧”后，英国和欧盟在大西洋两岸关系格局中的影响力此消彼长。“重塑英联邦”成为实现“全球英国”构想的重要切入点，藉此一方面修正英国在太平洋两岸关系格局中的失衡局面；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英国的全球外交战略回旋空间。

2.1 依托英帝国的历史遗产，强化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纽带

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殖民地曾遍布全球。其中，印太地区是英国殖民地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历史上，整个印度洋都曾被称为英国的“内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对英帝国产生离心倾向，英国已无法再对各自治领发号施令，议会因此出台《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内政外交权，英帝国大厦开始坍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实力大为削弱，英国已无法掌控庞大的殖民地，艾德礼内阁、麦克米伦内阁开始实施战略撤退，允许各殖民地独立或内部自治。自亨利八世以来的殖民体系逐步土崩瓦解，只留下一个便于各民族国家联系和交往的纽带——英联邦。

二战后，面对国家实力不断衰落的现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提出了“三环外交”，并将其作为英国对外关系的基石。具体而言，“三环”指的是英帝国与英联邦之间的关系、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直以来，英国与英联邦的关系是英国对外交往的重中之重。出于经济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考量，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藉此影响欧洲甚至领导欧洲，并借此巩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进而重新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自此，英国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英欧关系在“三环”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但是，随着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盟的管制体系日趋严密，带给英国更多的是禁锢或限制。“脱欧”公投后，英国对外政策开始大幅调整。基于英国和英联邦的历史渊源，印太地区成为英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百余年的经营为英国政府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和外交资源。自1930年延续至今的英联邦运动会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之一。历届运动会均由英国女王或其代表宣布开幕，旨在以体育竞赛的方式团结各英帝国成员，促进英国与各成员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理解。目前，英联邦运动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历史最悠久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一，成为维系英国与英联邦成员的强力纽带。再如，英帝国在各英联邦国家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大多沿袭至今，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各英联邦国家精英阶层对英国的好感。

英国希望借助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联系，深化彼此在各领域的合作，成为“真正的全球角色”，发挥英国对全球安全的“领导作用”。在“脱欧”公投演讲中，约翰逊（Boris Johnson）声称要重振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纠正英国因加入欧盟而“背叛”英联邦的错误。鉴于英联邦国家间的发展和局势存在较大差异，英国对不同英联邦国家所采取的战略也存在差别。整体而言，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机在于：（1）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的英联邦成员之间的合作水平，巩固并扩大地区影响力；（2）通过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2.2 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巩固并扩大地区影响力

在位于印太地区的英联邦国家中，部分国家的发展态势良好、国内局势稳定。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英国可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获取更大发言权，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融入印太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作为曾经的海外殖民地中心，印度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在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等方面与宗主国趋同。鉴于此，英国深化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具有天然优势。作为印度洋—太平洋之间的交通枢纽，印度在北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等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明显，成为英国“印太外交”的首选。2018年发表的《英印联合声明》中，双方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英国承诺在“脱欧”后与印度建立更为紧密的双边贸易关系，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近年来，英印贸易关系持续升温。在“全球英国”评估报告中，英国计划在2021年内与印度达成增强贸易伙伴关系（ETP），为签署“英印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此外，英国将继续在安全防务、气候变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与印度加强合作。毋庸置疑，依托印度这一战略跳板，英国将会有效提升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除印度外，印太地区还分布着其他众多极具发展潜力的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英国加入欧盟后，由于贸易政策由欧盟统一制定，英国无法自由签订经贸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脱欧”后，英国在贸易方面获得“空前的自由决定权”。英国将深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合作，制定新的贸易协定。2020年2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积极推动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并表示希望两国建立面向未来的现代伙伴关系。结束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后，拉布相继访问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求与更多英联邦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除发展经贸关系外，英国也在积极推动与英联邦国家的军事合作。2017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访问澳大利亚，双方签署了《国防与安全合作条约》，旨在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军事合作水平，共同捍卫“基于规则的全球安全秩序”。此外，英国还与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打造“四国同盟”，以构建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机制。

整体而言，英国通过提升与印太地区局势稳定的英联邦国家的合作水平，可有效对冲“脱欧”带来的部分消极影响，同时有助于英国在印太地区建立更牢固的联盟体系，以获取更多地区盟友的支持，提升自身在印太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2.3 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脱欧”对英国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位产生了难以预估的影响。英国开始重新关注欠发达的英联邦成员国，整体上以非洲印度洋国家为主。非洲人口自然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红利”优势显著，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大多数非洲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全球跨国企业资本对非投资额度偏低，仅占全球投资总额的3.5%左右。对英国而言，非洲英联邦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科技产业等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适龄劳动力极具吸引力。从2018年特雷莎•梅的非洲之行到2021年出炉的“全球英国”评估报告，无不反映出英国希望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等机制重振与非洲经济交往的意图，一方面，通过对非发展援助，维持英国在非洲印度洋国家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贸易、投资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重塑双方伙伴关系，保障英国“后院”的安全稳定，助力“全球英国”构想的推进。

加强英非贸易关系成为“脱欧”后英国重塑双方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贸易外交”不仅是打造“全球英国”的关键因素，也是重塑与非洲关系的核心领域之一。2018年6月，英国政府首次设立非洲贸易专员，位列所有区域贸易专员之首，体现出英国对发展双方贸易关系的高度重视。特雷莎•梅在2018年出访非洲期间表示，英国将继续沿用欧盟与莫桑比克、南非等达成的《欧洲伙伴协定》。2018年8月，英国在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莫桑比克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将继续维持现行的市场准入机制，延续英国“脱欧”前三方的贸易关系，次年10月，三方签署新的《经济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由此看出，英国与非洲英联邦成员国的贸易往来并未因“脱欧”受到影响。

在加强英非贸易关系的同时，英国将对非投资作为深化双方伙伴关系的另一重要举措。自“脱欧”后，英国持续加大对非洲英联邦国家的投资力度，成为非洲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特雷莎•梅在出访非洲期间曾表示，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对非投资最多的国家。2018年至2021年期间，英国对非投资总额高达80亿英镑，其中，非洲印度洋国家成为投资的主要对象国。除加大投资力度外，英国还对投资的领域和方式进行调整，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高科技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作为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近年来，英国政府持续提高对非洲英联邦国家的财政支持力度，以提升其应对不稳定局势和地区冲突的能力。同时，通过双边合作以及非洲联盟等多边合作机制，向非洲英联邦国家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非洲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合作成为英国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关切之一。在支持索马里等非洲印度洋国家解决内部冲突的同时，英国还将继续配合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以确保亚丁湾的航行自由和印度洋海上安全。通过对非安全合作，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英国在非洲印度洋国家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可有效保障英国本土免受地区局势动荡引发的安全问题困扰。

英国本土地域狭仄、陆地资源匮乏，海洋成为其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作为最具活力的区域，印太地区集中了英国最广泛的海洋利益，但长期以来该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域外大国博弈日益加剧。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维护印太地区海洋战略通道安全，有助于提升英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3.1 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英国海洋安全话语权

为深度介入地区秩序、实现地区利益最大化，英国近年来持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通过协助域内各国应对各种安全挑战，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软实力，消除各国对英国的战略疑虑。英国希望在印太地区继续构建和巩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此，英国调整了其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主要包括海军基地、军力部署和防务合作等方面。

在海军基地方面，2018年4月，英国在巴林建立永久性海军基地。该基地驻有500名士兵，可为大型舰船（包括航母）的行动提供支持。同时，英国还在阿曼的杜克姆港建立英国联合后勤保障基地，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提供补给。此外，新加坡的小型后勤补给站也将升级为军事基地。通过一系列军事举措，英国将建成横跨巴林—阿曼—迪戈加西亚—新加坡—文莱海军基地链，为英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巡航常态化和持续作战能力提供保障。

在军力部署方面，英海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增强，对南海地区事务的介入日益频繁。自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南海地区在英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一度呈下降趋势。但随着印太地区在“全球英国”构想中的地位持续攀升，南海地区逐渐成为英国关注的焦点。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搭乘美国的亚太战略“便车”，在印太地区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以维持其“脱欧”后的全球大国地位。

同时，英国还进一步加大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合作力度，从战略上配合美澳等国的南海政策实践。2020年9月，英国外交发展部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访问越南，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确保“航行与飞越自由”，表现出了对南海事务的浓厚兴趣。2021年5月，英国国防部正式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开始首次巡航，按计划将穿越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等水域，航程达4.8万公里。南海及周边地区成为此次巡航的重点区域，藉此捍卫所谓的“航行自由”。

在防务合作方面，随着“全球英国”构想的推进，英国在冷战时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签订的《五国联防》（FPDA）再次进入英国决策者的视野。近年来，英国持续加大投入，试图重塑这一地区安全机制。未来十年，英国将进一步强化东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通过海上安全合作、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等手段，逐步扩大安全合作范围，以维持并提升英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话语权。

3.2 依托英属印度洋领地，维护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

英国极为重视海洋安全问题，“海洋安全”成为历年国家安全战略相关文件中的高频词，其范围不仅涵盖周边海域安全，还包括重要海上航道及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印度洋航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与贸易战略通道。据统计，全球约66%的海上石油贸易、50%的集装箱运输以及33%的货物贸易都需要经过印度洋。印度洋已取代太平洋和大西洋，成为全球贸易活动最频繁的海上通道。因此，维护印度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成为英国提升印度洋地区安全事务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海外领地是英国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关键节点。查戈斯群岛（英属印度洋领地）是英国在印度洋地区唯一的海外领地，该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部，扼守战略航道要冲，被誉为“印度洋上的十字路口”。英国将查戈斯群岛视为“在印度洋具有防务能力的领土”，并将其打造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1967年至1973年，英美在该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共建军事基地，作为两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军事前沿和后勤补给基地。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等地区都在迪戈加西亚基地军力投送范围之内，可以有效为英美太平洋战区、中东战区及非洲战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迪戈加西亚基地对英国维持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参与维护印度洋战略航道安全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能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巡航时提供停靠和战略补给。

长期以来，英国与毛里求斯在查戈斯群岛主权方面争端不断。放弃查戈斯群岛意味着英国不仅会失去对印度洋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还将失去在印度洋的绝大部分殖民遗产。在“全球英国”评估报告中，英国明确提出将继续维持查戈斯群岛的永久军事存在。为保住这一战略支点，英国除继续强化同美国的战略性合作关系外，还在伊拉克、阿联酋、卡塔尔、肯尼亚、南非、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环印度洋国家强化军事存在，以缓解来自域内国家和世界大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近年来，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问题愈发复杂，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同时，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英国大幅削减国防预算，海军实力被严重削弱。英国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确保印度洋海上通道及运输航线安全，因此，英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通过与盟友合作共同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此外，英国将继续加强与联合国及非洲联盟的维稳合作，以确保亚丁湾的航行自由和并维持印度洋的海上安全。

3.3 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提升地区安全事务影响力

除印度洋外，英国在太平洋同样拥有重要战略利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南太平洋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与大量战略支点，成为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南太岛屿地区分布着14个主权国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隔海相望。进入21世纪以来，域外大国纷纷将目光转向南太，持续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力度。与其他域外大国不同，英国作为诸多南太岛国的前宗主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不容小觑。英国曾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控制着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但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英国对南太的控制力日趋下降，但南太海上战略通道始终是英国决策层的战略关注点。例如，皮特凯恩群岛是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唯一的海外领地，陆地面积约47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达83.6万平方公里，可为英国军舰提供停靠和后勤补给，但因环境恶劣，该群岛并不适合驻军和生存，其战略价值远不及查戈斯群岛。鉴于此，英国将目光转向南太岛屿国家，主要通过气候外交与经济援助等非军事化手段维系双方的传统关系，提高英国在南太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下，气候变化近年来已成为南太岛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同为岛国的英国与南太岛国在气候问题上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突破口，增强自身在南太平洋地区传统影响力成为英国的不二选择。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气候外交战略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英国介入南太地区事务的重要抓手之一。作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国，气候变化成为英国与论坛成员国进行互动与交流的重要媒介。此外，英国表示将继续为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南太岛国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以提高各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御灾害的能力。通过气候外交，英国致力于培养与南太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共情”，进一步拉近彼此关系，从而在南太地区安全事务中获得更大支持。

在经济方面，大多数南太岛国经济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乏力，高度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英国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机制支持岛国经济建设，深度融入南太区域发展进程。同时，英国还通过欧盟、全球环境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等国际组织对南太岛国提供各类援助。此外，英国积极帮助岛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提升其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2016年，英国宣布启动“英联邦海洋经济计划”（CME），旨在支持南太岛国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协助制定国家海洋经济计划，利用海洋资源发展自身经济。可以预见的是，英国将持续加大对南太区域的经济援助与外交投入，通过深度融入地区发展，提升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大国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不仅因为它们的物质能力，而且还因为其他国家给予它们的威望，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外交资源，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国力，以获得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认可。“脱欧”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深度介入印太地区事务、重塑英国对外关系格局的重要契机。正如特雷莎•梅在首次阐述“全球英国”这一理念时所提及的，英国“脱欧”正是为了摆脱欧洲一体化的束缚，使英国能够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获取与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开展深度经济与外交合作的机遇。英国对印太地区的主动介入，可有效对冲“脱欧”带来的消极影响，提振英国经济，同时有助于巩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存在，维护其全球大国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英国将持续提升与该地区大国的合作水平，在印太乃至全球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

4.1 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脱欧”给英国的未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英国是否会因“脱欧”的冲击一蹶不振，还是实现华丽转身，在全球体系中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均无法预料。“脱欧”后的任何选择都将影响英国的未来走向。整体而言，英国要实现构建全球新角色的目标，离不开印太地区的战略支撑；若要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不开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目前，印太地区的主要大国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印度和澳大利亚均为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属发达国家，印度则是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印澳两国之于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二战后英国的外交而言，无论三环外交还是“全球英国”，维系英美特殊关系始终是英国外交实践的核心。“脱欧”前，英国之于美国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欧盟主要成员国的身份；“脱欧”后，英国失去了欧盟这一重要的外交平台，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随之下降，自身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发挥也受到制约。此外，拜登上台后意欲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美欧关系升温迹象明显，若双方关系持续改善，英国在大西洋两岸关系格局中极有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在多重困境下，英国亟需实现外交战略突围，创造性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成为破局的关键所在。在印太地区外交事务中，英国与美国“印太战略”联动与协同，其中在涉华问题上追随美国成为其拓展外交腾挪空间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英国视中国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将对英国的价值观、利益以及国际秩序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对华关系在英国“印太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脱欧”后，中英两国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和投资等领域。目前，中国是英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若要对冲“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为英国的不二选择。中英经贸和投资领域合作具有显著优势：其一，中英双方的经贸领域高度契合，在货物服务贸易、节能环保、产能合作等领域的互补优势明显。其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英国的“印太政策”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双方共同利益广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中英扩大多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鉴于英国与美欧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涉华问题成为英国不得不面对的外交选项。英国的对华政策整体上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一方面，英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对英国及其盟友构成“挑战”，希望通过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如在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英国与美国遥相呼应，存在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追随美国对华政策，提升自身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改变英国在大西洋两岸关系中的不利局面；延缓中国全球影响力快速提升的势头，防范中国崛起对自身利益的冲击。另一方面，鉴于中国、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复杂关系，约翰逊内阁在中英经贸合作领域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实用主义外交的色彩依然浓厚，这一点在最新发布的“全球英国”评估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英国认为需要在防范中国发展带来的“威胁”的前提下，更多地与中国接触，继续对中国开放贸易和投资，同时主张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外交框架，有效处理两国分歧，在符合双方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合作。事实上，英国“印太政策”的实施面临诸多阻隔，如新冠肺炎疫情让英国决策层无法将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投入到地区大国竞争博弈之中。此外，自2017年美国正式推出“印太战略”以来，美日印澳互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英国在印太事务中的话语权。鉴于英国在印太地区外交实践中的政策困境，其“印太政策”在遏制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与中国的定位不同，英国将日本定位为印太地区“最密切的战略伙伴之一”。近年来，英国持续深化与日本在经贸、安全方面的合作。2020年10月，英国与日本签署《英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为英国“脱欧”作为独立贸易国签署的第一份重大贸易协议。在英欧贸易谈判步履维艰的背景下，这一协议的签署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英国在“脱欧”后拓展全球贸易空间的能力和信心。在安全领域方面，英国的海军力量在二战后已大为削弱，“脱欧”对英国的国防预算造成较大影响。2020年11月，约翰逊政府宣布，未来4年将增加165亿英镑国防预算，年均涨幅为10%~15%，军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达2.2%。英国后续可能会继续加大国防支出，但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兑现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英国在印太地区亟需寻找可靠的安全合作伙伴，日本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英日均希望在印太地区发挥安全领导作用，双方在安全合作领域存在相同的战略诉求。英日在国防和外交领域建立了“2+2”对话机制，不断提升两国的安全合作水平。2020年2月，双方发布《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倡导英日在全球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加强两国在海洋安全保障、海上安全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协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维护“基于国际秩序中的规则”。鉴于两国当下的国力，英日选择通过相互借力，以维持各自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

4.2 借助地区多边机制，介入印太地区秩序调整

随着英国更深入地参与印太地区，为了适应区域权力平衡，在加强与域内大国互动的同时，英国将地区多边机制作为其在印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依托。随着地区秩序的演变，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也在不断完善，迄今已成立东盟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个区域合作组织，英国希望藉此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2020年6月，英国申请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通过这一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英国尝试提升与东盟在气候变化、地区安全事务等方面的合作水平，以增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此外，英国通过参与东盟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等与东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进一步密切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是为数不多的向东盟派驻外交使节的国家之一，并且在东盟成员国中均设有大使馆或高级专员。通过一系列外交举措，英国将东盟作为介入东南亚和南海地区事务的跳板，以提升其在印太事务中的话语权。

鉴于贸易在“全球英国”构想中的核心地位，英国将申请加入CPTPP作为推进“全球英国”构想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CPTPP签署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13%。加入CPTPP将有助于加强英国与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对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欧盟的准入条件，英国加入CPTPP可保留对自身法律、边界或资本的控制。通过搭CPTPP的“顺风车”，英国将会获取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推动本国贸易关系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在亚太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中分一杯羹。此外，CPTPP对数字经济持开放态度，执行现代数字交易规则，允许数据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经贸合作的“距离阻力”进一步降低，有助于英国参与制定地区数字经济新规则，深度融入印太地区经济发展。

自冷战结束和全球治理兴起以来，在英国整体对外政策的影响下，其印太政策始终徘徊于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军事威胁与外交制衡之间。为保证“全球英国”构想的顺利推进，英国将会不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入力度，借助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存在，最大限度地保全英帝国时代残存的殖民遗产，实现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在外交决策方面不仅不会重回孤立主义，还会将印太地区视为英国重要的市场、资金来源地和军力投送区域，以实现“脱欧”后的全球抱负。同时，在印太地区构建更多层级的伙伴关系或联盟关系，恢复和彰显英国原有的海洋特性。英国通过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大国竞争博弈中拓展外交战略回旋空间，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然而，英国印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挑战，其政策实践效能性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全球英国”构想可能成为提升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契机，也可能成为导致国家走向衰落的前奏。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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