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的碰撞和交融

            --- 浅读《菊与刀》

中日民族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数不清的恩怨，从当年遣唐使到蒙古攻日、明朝戚继光率众抗倭，到近代的甲午战争和不可原谅的侵华战争，日本已经成为国人心中的纠结：虽然它和我们一衣带水，而且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成水乳交融之势，但这个邻国却一直并且继续在伤国人的心。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等问题，甚至否认“侵华罪行”，对日本有时恨之入骨，但很迷惑到底是什么促成这些行动，他们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模式又是怎样的？

一直都觉得日本是世界上最分裂、最复杂的民族。在侵华战争中的禽兽行径显露无遗，但影视作品中那些温情、纯洁、催泪的人性都是假的吗？我想，确实正如《菊与刀》中柔美的菊花和暴力的刀一样，两个内涵迥异的意象，象征着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恬静、淡然的一面；刀代表的就是顽冥不化的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优势和力量，承载日本民族的意志和希望，更显示了其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一面。当两者都融合在一个民族身上时，是静与动的交锋，文与武的融合，善与恶的争辩。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性，作者本尼迪克特有精辟的概括：“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一 关于“天皇”

与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不同，日本却一次未有，天皇虽然在实质上是傀儡，但却是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就像美国人对上帝的虔诚和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在日本，天皇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战败后，没人指责是天皇的过错，而将责任指向军部的无能；也理解当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时，他们即使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的前提下，都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视作为对天皇的“忠”。

古代的中国虽是封建社会，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封建思想，却没有吸纳我们的封建制度。我们可以对比两国人民对于各自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于中国的皇帝，如果他不“仁”，人民是理所当然的可以推翻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在日本，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允许有天皇一个统治者并且他是神圣不能侵犯的。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关于“忠”、“孝”的观念，且将“忠”、“孝”“情义”放置很高的地位，但极为鄙视“仁”这种内省的力量：一个不“仁”的统治者在中国会被民众反对，是因为他行使的不是“仁”；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反对、拒绝，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这种“仁”与天皇是不能并存的，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所以，从日本对于“忠”“孝”的无条件性，即可感受到它的保守性。

二 关于等级制度

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集中体现着日本社会等级的森严。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如同日本文化中的：“各得其所，各安其份”。这样就不难理解日本对于战争原因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而且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在日本战俘中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对于这种固有的态度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于等级制的信仰。日本人在构建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得以维持，他们就会感到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这是日本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企业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无疑在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士兵沉浸于军国主义的思想中，幼时的等级观念泛滥，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加上日本历来重视精神轻视物质的文化内在，使得日本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在作战时常常采取异常极端的方法，凶残的对待已经放弃抵抗的普通人民。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

三 关于“恩”

对于日本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偿还。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分为报答父母的恩---“孝”，和报答天皇的恩---“忠”，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日本式的报恩，要像“义务”一样的去完成，恩是一种债务，是必须偿还的。对天皇报恩就是“忠”，给父母报恩就是“孝”，这些都是强制性的，是与生俱来的；而我们中式的报恩更多的是自我心灵上的心甘情愿。战时的日本，一批批的日本青年怀着这样报恩的思想让奔赴了战场，偿还义务，同时也准备时刻丧失生命。

孝道在日本甚至包括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无德，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这点和中国基本相同。中日对于祖先的崇拜有些不同：日本人的祖先只限于近祖，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重视的是现实现地，这种观点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

四 关于“荣誉”和“耻辱”

从报恩是有条件的这一点来讲，作为从中国那里承受文化恩泽的国家，日本一直对中国怀着复杂的心理，既感到难以偿还，又在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感到羞辱，这种羞辱来自于其自身国力的增强，由此感到曾收到过这种国家恩惠的可耻。这种复杂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在原因。它要为中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并把这作为报恩的一种方式。

日本人有着对自我荣誉和耻辱的高度觉悟，大概是他们从小接受的“讥笑成长法”为其极为敏感的荣誉和耻辱感提供了一种肥沃的土壤。对于战时的士兵而言，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投降。万一当了俘虏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日本人对病患者的态度也令人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对病患者的照顾是种对英雄主义的干扰。有些极端手法，个人觉得极为残酷变态，书中有提到“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者病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从这点来看，日本人既然对同胞都忍心这样虐待残害，就不难理解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对国人的变态行径了。

五 关于“人情”

    日本是佛教国家，但其道德伦理显然有悖释迦及佛典，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值得培养，典型的代表就是其支柱产业---色情业。他们一边培养肉体享乐，一边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过于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他们认为，只要把享乐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日本人将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享乐的范围划分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上流阶级蓄养情人的玩乐也是公开的。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他们听命于家长，与妻子的关系必须遵守清规戒律。

结语：日本文化是种耻辱文化，这种文化里面没有忏悔也不需要原谅，一切都以维护名誉为前提，也许这就是日本拒不忏悔和道歉的理由。我想对于日本的研究，只有接近其灵魂，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民族，冷静得看待对手，知己知彼，防患未然。

 

 

 

                                                张林 200820123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