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圣地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杨家岭村小河南侧，有一幢略带西式风格的建筑，它厚重的青砖灰瓦，使人追溯到71年前，那段红色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这就是当年召开中共七大的杨家岭大礼堂。杨家岭大礼堂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纪念意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象征。
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在之后的17年里，中共中央曾多次决定“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但全党对于党内重大是非问题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革命态势、战事情况、地理交通等原因，“中共七大”一再推迟。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突出强调组织纪律的刚性要求。至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拥有上百万党员、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党，领导全国军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做好准备，成为全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就对统一全党思想、严明组织纪律提出了更高要求。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共十一章、七十条，在总纲和细则部分具体提出关于党的纪律的规定。
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继六大党章之后，七大党章再一次明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且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个人不能破坏党的纲领、党章、党纪，有违反者必须清除出党。
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以小组织方式展开活动，1929年底他无视党的纪律，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公开党内秘密信件，后被开除出党。罗章龙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因分裂党而被开除党籍。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35年10月，在“卓木碉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1938年4月初，他乘赴黄帝陵祭奠之机，投靠国民党，后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这三人都曾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叛离”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因此，党的七大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党章发展史上，七大党章第一次增加了“总纲”部分，其中专门论述纪律问题，充分肯定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此外，党章在第十四条中规定，“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七大党章首次明确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内涵，特别是首次将“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组织纪律确定下来，明确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的关系，为正确处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为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提供了党纪保证。
七大党章还在第六十八条中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项重要方针列入其中，这对挽救同志，维护党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中央党校一位姓马的同志，曾经在旧部队做了一些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同志们对其颇有微词，他本人抵触情绪也很大。陈云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出，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事后多次找该同志谈心，组织也经常派人去和他拉家常，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这位马姓同志欣然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愉快地投入工作之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教育、团结同志的重要经验，被写入七大党章，对正确执行党的纪律、保障党员正当权益、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七大党章将党的纪律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在结构上，七大党章在总纲中对党纪加以专门阐述，突出强调党纪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七大党章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有利于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从思想和组织纪律上保证了全党的团结，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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