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告诫子孙:重行义 慎择友
发布时间: 2016-11-10 浏览次数: 138

    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明朝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历任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高攀龙一生虽然在朝为官时间不长,但清正耿直,一心为国,不惧个人安危,敢于跟扰乱朝纲的宦官、权臣魏忠贤等人作斗争,甚至最后为留清名在人间而蹈水赴死,其气节赢得了当时臣僚的敬仰,也为后世史官所认可。

  高攀龙一生著述颇丰,写下的十二卷本《高子遗书》也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以流传后世。在他的传世著作中,有一份文字不长却通俗易懂的二十一则《家训》,广受后人推崇,被视为教育子孙的经典,经常出现在童蒙训导中。

      做人须明理识义

  高攀龙为官的时代,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人正直的高攀龙不仅仕途坎坷,也对世道人心有了深刻体悟。在《家训》中,高攀龙特别注重教育子孙要先学做人。更因为作者自身的言行符合其《家训》所说,而令这番训导的核心价值“做人在行义”更具说服力和榜样性。

  在《家训》开篇,高攀龙就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小学》中对洒扫进退等关系到人之性格养成、世界观形成的日常生活规则来行事。他说:“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但《小学》提及的基本人伦规范,明显不是终极目标。接下来,高攀龙指出,求学的目的是经邦济世,“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那如何避免成为小人呢?高攀龙认为,方法只有一个,便是读书。他提到的第一部该读的书,就是朱熹的《小学》,除此之外,还应该精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经典论著。阅读这些儒学经典著作,就是为了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做到明理、识义,避免成为小人。他坚信自己所认定的即是儒学正统,对肆意诠释经典的歪理臆说,勇于批评,不遗余力。当时有位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曾上疏批判程朱理学,还将自己写的一部《大学初义》呈进,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迅即上疏驳斥,认为张世则穿凿虚幻,危害正道,其学不足道,其书不当传。明神宗万历皇帝认可高攀龙的意见,张世则的书最终未能获准传刻。

  在高攀龙眼中,君子所共有的重要特点是善,因此“积善”最关键。他在《家训》中说:“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可不畏也!”在明确了明理识义、积善行义这两条人生准则之后,高攀龙还在具体事情上做了指导,以方便子孙能读后照做,达到明理有义的境地。例如他说,“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与人经济往来,也不要过于严苛,要留后路。这无疑是施人以善的义举。

      交游最要审择

  高攀龙的《家训》非常注意择友问题。他告诫儿孙们:“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为此,他甚至有些悲观地说:“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朋友是贤人,当然愈多愈好,他担心的是“人才难得,知人实难”罢了。究其本意,无非是为了强调谨慎交友,坚持宁缺毋滥的谨慎态度。

  高攀龙之所以对子孙交友要求十分慎重严格,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有一种俗人,“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与他们交往,不仅白白浪费了读书时光,还会因为所谈论的内容格调不高,影响自己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与之同流而无法自拔。这是高攀龙极为担心,屡屡提示儿子要“急宜警觉”的重要事情。

  择友,不仅是对别人的要求,更是对自身素质和眼光的考验。因此,高攀龙特意告诫子孙要自省修身。他指出君子往往更看重自我省察,挑自己的毛病,唯有小人才光看别人的问题。对此,高攀龙有一句名言:“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意思是说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的问题,是避祸求福的好办法,遇到问题,不妨“姑且自认不是”——这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如此则吾心愈细密,临事愈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几多气力,长了几多识见。”相反,小人就缺乏这样的眼光和勇气。在高攀龙眼中:“小人所以为小人者,只见别人不是而已。”

    不做财色的俘虏

  高攀龙还告诫子孙,不要做财色的俘虏。“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他以自身经历告诫儿子:“吾见世人非分得财,非得财也,得祸也。积财愈多,积祸愈大,往往生出异常不肖子孙,作出无限丑事,资人笑话,层见迭出于耳目之前而不悟!”在高攀龙看来,这不仅是未能行义,根本是无法做人了。他对这类行为异常鄙视,说:“吾试静心思之,净眼观之,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有何不好?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究其根本,是人心的根基不正确,正念不立,邪念自生。

  生活中,高攀龙对待金钱财产也是十分淡然、洒脱。高攀龙生父母去世时,曾专门立遗嘱将财产分他一份。但高攀龙却说自己另有嗣产,不肯接受。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他便把所分得的那一份拿出来设立义田,救济亲族和乡亲。

  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他才能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作斗争;才能在罢官居家之际,听闻朝中奸党派人来捉拿自己,为了保存尊严,而蹈水自沉。高攀龙以做人行义为原则的家训及其行止,在传统社会树立了言行一致的典范。(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卜宪群点评

    早在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初期,就形成了许多应当如何做人行事的看法,这在《论语》中多有表述。如:做人应当讲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敬事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话要谨慎,做事要敏捷,行事要端正,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接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又要善于择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无友不如己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要重视读书学习和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些思想都被秦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也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

  高攀龙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政治黑暗,社会风气直下,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正气,不仅政治上敢于抗争腐朽势力,还力图通过“遗书”“家训”的方式“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改变“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关”,读书只为“求取富贵”的状态,可谓字字珠玑!高攀龙不畏强权,以身赴死,也实现了他“以身立教,非以言教”的追求。(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