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教育乱收费，促进大学生就业

    早在２００４年，就有教育专家保守估算，１０年来我国教育乱收费超过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去年９月，发改委公布全国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蝉联首位；还是在去年，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开展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逾２１亿元；最近几年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教育年年名列前茅。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如此感叹：“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们看到，教育乱收费在国人的怨声载道中“高歌猛进”，甚至在有关部门的整治风暴中愈演愈烈，这种巨大的悖谬让人纳闷，这种巨大的反讽也让人悲凉。尚在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就已着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２００３年３月，教育部部长周济更是怒斥：“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在这之后，教育“一费制”凌空出世，但是步履蹒跚、收效甚微。

　　教育乱收费为何成了嗜血的蚂蟥而鞭之不去？张保庆的一番坦言可以给出答案：“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不妨再联系一下去年发生在阜阳的一件事。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制止教育乱收费，孰料教育部门反弹，而且受到上级部门的指责，最后他只得无奈请辞。谁是教育乱收费的主谋或合谋，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把板子完全打在某些地方政府身上有失偏颇，因为一些学校本身就充斥着利益冲动。试问，当某些高校胡乱花钱，甚至连“洗脚费”都要报销时；当某些高校人浮于事、“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时；当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时；当某些学校沉迷于浮夸、大兴土木工程时；当某些高校把学府变为学店、一切都待价而沽时……这些学校已经惟利是图、由因材施教变为因“财”施教，他们自然需要处心积虑地巧立名目，狮子大张口般乱收费了。

罗伯托·卡内罗说：“学校不能再成为使人类休戚相关的脆弱联系化为乌有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的一个简单组成部分。”如果维系在学校和学子之间的纽带仅是经济因素，这是对教育的巨大嘲弄；如果这种收费又是不公正的、属于明令禁止的教育乱收费，这更是对学子受教育权的剥夺，也是对贫寒子弟强加的落井下石之举。因为在教育致贫已成为国人共识的今天，任何额外的乱收费都不啻明火执仗地抢劫，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国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学生就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热点问题。因此，不仅基于大学生就业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对社会经济的前瞻性战略思考，中国政府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各部委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同样，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加、日等国也都在加大对大学生就业政策制定的力度。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将来可能不再有任何用处，新的追加投资会更大，但收效却可能会更小。

　　就业需求、能力、信息因素困扰就业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既源于就业需求不足，也源于供给方面的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不足，还源于供求匹配的效率不足。

　　从就业需求角度看，工作岗位的数量与结构均存在问题。就数量而言，工作岗位的增长缓慢，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形成反差。因为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就业调节器”。

　　从供给角度看，既存在大学生不愿从事的大量工作岗位，也存在着因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而无法从事的职业。在就业意愿方面，在美国，中小学及特殊教育教师、护理、国民服务、军人等职业都存在着大量需求，但按照劳动力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求均衡，需要政策的介入。在就业能力方面，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认为，加拿大的大学面临着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挑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学习环境使毕业生能拥有广泛的技能，为其就业做好准备；雇主（市场）日益看重毕业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大学应该在所有的教学领域中对此需求做出反应。英国的教育与技能部也声称，除了改进职业技能之外，也要确保所有毕业生拥有应对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的技能，致力于将雇主所需要的沟通、创造性以及与他人共事等方面的技能融入高等教育课程之中。

　　从供求匹配角度看，主要的问题是就业信息不对称、缺乏针对大学生的职业指导体系、缺少专业的职业顾问等。由于大学生就业绝大多数属于初次就业，他们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了解不充分；如果没有适当的职业服务体系来提供就业信息与职业指导，大学生就业的市场过程显然面临着市场效率的损失。许多欧洲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提供就业机会信息而不是个别指导。

　　就业政策重点从传统的提供就业维持转向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错位以及创造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