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成中英先生“中国的家文化及其时代意义”之个人感想(谷欣然,2015级硕士)
发布时间: 2016-05-30 浏览次数: 24

这一场讲座是在五山校区进行的,我当时未能在场,之后有幸拿到这份录音,并进行转写,对我个人而言,既能听到成先生在大学城校区的讲座,又能收获五山校区的讲座音频,就多了一次与大师接触的机会,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转写。

成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里没有明显的宗教意识和符号,我们没有上帝,没有一个具体的神明高于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独立的个体生命栖身于世间,彷徨四顾之时,身边可以依存的,是紧握住宗族关系的力量,使自己有所依托。于是我们遵循孝的伦理,长幼有序。在礼义的教化下,我们重视家庭关系,子女与父母不同于西方的各有追求,而是在大小事物上制造更为联结的纽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重视孝道,重视父母之命。通常的相处模式是,家庭成员以个人的自我牺牲来换取家族的共同利益,这是“家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成先生不认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单纯利益化的互相索取,他认为亲情是发自自然的,养育出于人类本能,而并非目的和手段。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没有一种强制的力量去约束或者是量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照,但我们的在彼此权责的互动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家文化”。

在与场内听众互动时,成先生提到西方文化中中的家庭结构差异,其中属于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在于,西方人除了父母之外,所信仰的上帝等神明也是西方人的天父,所以教化上的约束是多面的,不仅仅来自于父母。成先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二十年前,美国的青少年存在犯罪现象,中国几乎没有,现在中国也有青少年犯罪现象,据说是和美国学的。讲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但成先生的话却使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文化之间的传播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渗透?这些现象难道原本完全不存在我们的文化中,而是外来文化完全式入侵所造成的?如果说文化之间的流动在多元文化的大潮下进行新的元素合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分类一些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现象,抓住这些影响形成的线索?

那么回归到我们的“家文化”,现代的中国家庭是不是也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了呢?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条古训在旧时的中国几乎是不争的通识。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丁克家庭”的诞生,而丁克(Dink)这个词原本就源自于英文。宗族式的亲密关系也不再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一致认同的生活。这里我想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的出现让我们这么一代人没有了兄弟姊妹的亲戚关系,我们的后代不知道“舅舅”、“姑姑”这些称谓如何而来。甚至于现在开放了二孩政策,也少了过去所追求“多子多福”的夙愿。我的宗族关系变简单了,我与父母之间也没有“父母在,不远游”的约定。然而我除了父母之外,仍然也没有上帝在统领我的精神信仰。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孝悌伦理的发展是怎样的?看起来我们还是没有全民性地形成了某一种精神思想上的信仰,来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我们文化与其他文化产生交流的过程中,总不会都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文化的交融自由其两面性,那么我们如何赶追文化集成新元素的速度,我们的“家文化”是否还会依循着传统代代相传?这是我们足不出户,也难以避免的精神文化上的休克。

结合当今中国家庭结构来看,伦理问题颇值得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假期在家时,我曾看到武汉大学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研究。研究中提到,过去的农业社会,人以户籍形式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固定在一方土地上,经济为自然增长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宗族讲求礼教,夫妻和睦相敬。如今我们还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只依靠从事农业似乎已经不足以使农村家庭过上更有余力的生活,所以夫妻常见的组合是为半农半工,或是一方在城中打工,一方照顾家庭。由于夫妻结构不够稳定,农村伦理秩序开始出现混乱,长幼无序、教化失控的现象频频发生,农村老人的自杀率上升的情况与“养儿防老”、“老有所安”的愿景背道而驰。之所以选择农村问题来结合家庭伦理作为说明,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我国占有最大比例;另一方面,在城市化与外来文化冲击的当下,相比城市化过快的地区,农民在意识、农业与社会传统上仍然是最值得研究的典型中国文化案例。

成先生所说的家庭失落,在我的理解中是碎片化的逐步流逝,它们很无形,但是我们与世界磨合的过程中,身在其中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高度来总结这种伦理的变迁。庆幸有生之年能有成先生为我们补上这一讲,虽不能与大师感思相提并论,但可观一隅,也是留下了不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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