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俄建交70周年|中俄“老朋友”共创战略协作新路
发布时间: 2019-06-26 浏览次数: 10

      参考消息网5月28日报道(文/张德广)1993年夏天,我从哈萨克斯坦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两年后出任副部长,主管俄罗斯、东欧、中亚事务及政策研究和新闻等领域的工作。那时,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对华关系的副部长是帕诺夫和卡拉辛,第一亚洲局局长是阿法纳西耶夫。我国驻俄罗斯大使是李凤林,俄罗斯驻华大使是罗高寿。两国打交道的外交团队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就已相识,一起经历过中苏、中俄关系从紧张对抗到实现正常化的风风雨雨。他们曾经怒目相视,严词抗议,也曾欢声笑语,热烈拥抱。进入9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不断改善,这些老朋友们充满激情,担负起各种重要角色,努力为中俄关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与俄方商谈公报文稿到深夜

      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这使中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平稳过渡,排除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干扰。

      1995年,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政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5月7日至9日,江泽民主席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活动,其间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同当时西方出现的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的企图和思潮形成鲜明对照,增进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和亲近感。6月25日至28日,李鹏总理访问了俄罗斯,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公报》和《中俄关于共同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阿穆尔河)大桥的协定》等八个重要文件。

      此访期间有一个细节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当时负责与俄方商谈联合公报文稿,中方坚持写入文稿以下内容:双方尊重各自独立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俄方在工作层面对中方提出的方案迟迟未置可否,而中方十分重视就此同俄方达成共识。人们记得,冷战后西方在人权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问题上年年对中国发难。我与老朋友、第一亚洲局局长阿法纳西耶夫联系,他约请我和驻俄使馆公使周晓沛到他家做客。阿法纳西耶夫夫妇热情招待我们,丰盛的晚餐之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谈公报稿。他不断地给上级和同事打电话,向他们解释中方的意见,直到深夜近12点钟的时候,他终于高兴地对我们说:“好了,一切都搞定了!”

      这一年,两军的关系热络起来,格外引人注目。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团访俄,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访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访华,自由民主党的日里诺夫斯基也访问了中国。其他领域的团组互访也空前增多了。

      1995年,边界方面的谈判频率加快。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同时也承担起边界谈判代表团中方团长的角色。边界事务的谈判分几个工作组,其中外交与军事工作组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达成了一致,并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副外长草签了有关协定。这就为下一年度的一个重大外交盛事——五国元首会晤创造了前提条件。

      9月21日至23日,我陪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正式访俄,双方基本上商定了叶利钦总统访华时拟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文本。

      外交工作常常遇到一些偶发事件,这是需要妥善应对的。原定叶利钦总统1995年下半年访华,突然因故推迟到1996年上半年。为此,俄总统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帕诺夫于1995年11月22日至23日来华,就叶利钦总统因健康原因推迟访华后两国领导人互访规划及南斯拉夫问题,与我举行磋商。

图说:2002年3月1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携夫人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做客。图为张德广大使(前左)向叶利钦介绍有关情况。(王长山 摄)

副外长级磋商方式灵活高效

      1996年是中俄关系中很不寻常的一年!新年伊始,我在阿拉木图参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倡导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期间,与帕诺夫副外长举行工作会见,就叶利钦总统访华时间和日程的安排及两国关系中的其他方面交换了意见。2月28日至29日,我赴莫斯科再次与帕诺夫副外长磋商。4月2日,我在陪同乔石委员长访俄期间,又与帕诺夫副外长进行磋商,基本上商定了4月24日至26日叶利钦总统访华日程和五国元首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的安排。

      副外长级磋商是中俄外交实践的重要创新和有效沟通机制。磋商具有很强的官方原则性和代表性,又兼具鲜明的灵活性和亲近性,充分体现了中俄关系的平等协商精神,是中俄关系几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传统。副外长级磋商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推进器,在9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助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磋商方式灵活,可以在谈判桌两旁正襟危坐,也可以洗桑拿浴或喝着咖啡聊天;既可讨论大问题,也可细聊小事情。磋商中,俄方提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加强信任的协定是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应在最高级别上签署。

      中方开始准备接待叶利钦总统来访,其间要签署两国联合声明,又要签署五国达成一致的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如何协调这两件重要的事情?曾有一个想法,即中俄两国元首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时率先签署“协定”,然后派特使将文本送达其余三国首都,请其最高领导人分别签署。这样的办法可能造成大国做决定、小国照办的印象,不能体现五国之间的平等精神,而中亚国家对此十分重视。最佳的选择是五国元首相聚,共同签署这一历史性文件。为体现和确保叶利钦总统访华和五国签署协定各自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最终我想到两件大事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这一提议经上级批准之后,即通过外交磋商渠道与俄方沟通,取得俄方赞成后,很快得到各方支持。

      正当北京和上海的接待工作一切就绪之时,4月23日上午,罗高寿大使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他说:“张部长,有急事,叶利钦总统对联合声明文本有重要改动……”俄方在此时此刻提出修改已经商定的联合声明稿,使我感到出乎意料。我请罗高寿大使把具体方案尽快传来。我拿到俄文方案和欧亚司的译文加以对照,对中文稍作调整,便匆忙去向常务副部长田曾佩同志报告。田副部长说:“这很重要,需请示中央!”我当即作为特急件启动请示程序,焦急地等待批复……不到一小时,批复回来了:完全同意俄方意见,一字未作改动!我立即通知了罗高寿大使,他很高兴。

      我坐在办公室里,心情十分激动,兴奋不已。办公桌上摆着两张字条,一张是俄文的,另一张是中文的。俄方建议同中国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方不到一小时答复完全同意!双方一拍即合!我看着字条上的每一个词组,觉得它们都是那么内涵深刻,又都是那么不可或缺。

      1996年4月24日下午,叶利钦总统及夫人奈娜乘专机抵达北京。我和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及李凤林大使前往机场迎接贵宾。4月25日江泽民主席同叶利钦总统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基于对两国关系的曲折历史和世界现实的深刻思考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从而为中俄关系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两国将永远致力于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不走对抗或结盟的老路,这有利于维护两国的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促进世界的战略平衡和稳定,符合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齐聚上海,举行隆重仪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不仅对建立五国永久和平的边界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意义深远,而且开启了一条通向区域合作的新道路。1996年中俄关系取得巨大成就,推动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大大加深了双方对世界形势的理解与共识。

“上海五国”催生新型合作组织

      1997年中俄关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两国元首在一年之中实现了互访。江主席4月22日至26日访俄期间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这一文件阐述了两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共同看法和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一致立场,指出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是要结成针对其他国家的联盟,而是建立严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新型关系。两国关于多极化的这一文件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道义基础,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双方还宣布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寄希望于该委员会植根于人民,发展于民间,为促进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边境地区加强信任的协定后,这一会晤逐步形成机制。特别是1998年的阿拉木图会晤中,讨论的议题从边境安全问题扩大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互投资等领域。这一机制的影响也随之增长,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作为东道国客人出席了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海五国”首脑会晤。

      2001年,各方赞成五国会晤回到它的发源地上海举行。我亲历了这次会晤从准备到成功举行的全过程。年初,外交部欧亚司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上海峰会的宗旨和目标。曾有建议,各方在会晤中达成共识,宣布将致力于创造条件,把“上海五国”会晤发展为区域合作组织。经过讨论,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即上海峰会发表成立区域合作组织宣言,会后通过磋商制订宪章,成立常设机构;建议命名该组织为“上海合作组织”。4月,我奉钱其琛副总理和唐家璇外长之命,带领欧亚司和礼宾司的专家前往上海为峰会进行准备工作,包括选择会址和各代表团驻地、交通、安全等各个方面。

      6月15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聚会上海,隆重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就此诞生了!今天,18年过去了,上海合作组织焕发着勃勃生机,日益壮大发展,造福于地区各国人民,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中俄两大战略伙伴紧密合作的成果,也是两国在大欧亚地区合作的广大平台和重要支撑。没有中俄关系不断提供的强大动力,1996年开启的“上海五国”进程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催生一个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作者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