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俄建交70周年| “小步走”迈向中苏关系正常化
发布时间: 2019-06-26 浏览次数: 10

参考消息网5月29日报道(文/康·瓦·伍努科夫)1973年9月,经传奇外交家与汉学家贾丕才(米哈伊尔·斯捷帕诺维奇·卡皮查)签署的毕业实习推荐,我来到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工作,并参与了苏中边界谈判事宜。第一远东司以拥有高水平的专家队伍而享有盛名,包括司长本人“米哈斯捷”(贾丕才)、基列耶夫、杜布罗夫斯基、巴斯玛诺夫(诗人和中国唐诗的翻译者)以及罗高寿。我与罗高寿的友谊持续了近40年,直到他于2012年4月去世。从他们中的每个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讲话稿内容令人紧张

苏中边界谈判是根据两国总理柯西金和周恩来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而恢复的,谈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国间沟通的唯一渠道。当时苏中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苏联政府代表团分成两个工作组:莫斯科组(由第一远东司边界谈判部门和代表团团长秘书处组成,团长开始为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后来是伊利切夫),以及北京组,由常驻北京的代表团副团长、其他代表团成员和专家、技术人员、厨师等组成。很显然,谈判将持续很久,所以苏联方面决定一定要保障北京组的财务支出,不按天数计算,而是参照使馆工作人员的薪资标准发放。

在莫斯科的几个月,我努力领会谈判课题,学习1964年第一阶段谈判成果,研究1969年两国总理会晤后中方立场的特征。我与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进行了频繁的沟通,定于1974年的下一轮谈判和我第一次访问“我所研究的国家”的时刻即将到来。1974年6月,我乘坐伊尔-18专机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从莫斯科飞抵中国,抵达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适应和调整的时间几乎没有,我们就投入到了谈判和繁杂的日常工作中。我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参与了翻译团队的工作。代表团的联络工作是最紧要的,所有的官方消息和刊载在专门期刊上的代表团与相关机构的提案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运作。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与我的中国同行周晓沛建立了私人关系,并在之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特别想说的是,在当时苏中关系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在私下交往中从来都没有过猜忌,而是彼此信任。这点对于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参与这场把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外交官和专家会聚一堂的重要谈判,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更何况谈判桌对面坐着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级外交专家: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等。谈判工作日夜紧张地进行着。团长的讲话稿通常有二三十页或是更多,而且每一页的语言都相当精炼。因此,我们翻译人员一般要到凌晨才能拿到稿子。那时,中国的谈判者对我们寸步不让。

正如前面说过的,这条谈判通道对于中苏两国是唯一的,所以苏方使用这条通道不仅限于边界问题谈判,还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试图给恶化中的两国关系树立起某种法律框架,特别是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因此,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我方代表团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正式提出签署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协议,以防止两国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进行相互攻击。中方也建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1996年,伍努科夫(中)等俄罗斯朋友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做客。(资料图片)

铭记1976年重要历史片段

除了代表团的事务,我在每一次谈判过程中还承担着代表团团长、副部长伊利切夫的助手职责。在秘书处主任梁多夫的指挥下完成的各项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头儿”(伊利切夫)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政治活动家(1961至1965年他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1976年,在使馆红房子举办了庆祝他70岁生日的内部活动。会上伊利切夫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说,鉴于当时与伟大的邻邦中国的关系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不会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但是,他加重语气说:“我们在边界谈判中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贻害我们的后人。”伊利切夫预言的30年后,我们目睹了两个伟大邻国在边界问题上长达40年纠葛的最终解决。

接下来,许多困难的事情需要面对,如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的问题,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三大障碍”问题,中苏国内形势变化,采取“小步走”策略问题,两国关系解冻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历史性会晤。以下的一些历史片断我将永远铭记。

1976年命中注定是要发生里程碑式的划时代事件。我清楚地记着几个日期:1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我曾有幸在1974年10月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他握过手);4月,(清明节期间)爆发了全国大哀悼,当时我亲眼看到几十万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1976年夏天,中国传奇式元帅朱德逝世,让许多知道他的苏联人感到深深的悲痛。

但是悲痛还有很多。之后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中国人的死亡……那时,地震第一波冲击过后,凌晨迷迷糊糊中,我发现自己躺在北京大使馆房间的地板上。9月9日,中国与全世界都因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而震痛。我也成为苏共中央、政府和其他部门成员进行电话讨论的见证者。讨论的结果,就是继续利用北京“边界磋商渠道”来探测中国新领导层的意图。

“小步走”策略让双方靠近

1976年11月27日,伊利切夫率领代表团飞抵北京。在坐落于北京市胡同的谈判大楼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会,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向中国新的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倡议。首先,确定了之前提出的签署不使用武力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其次,提议加强贸易往来,恢复两国边境贸易,恢复友好协会之间的交往,开展科学院、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合作等等。双方逐步相互接近、相互迎合,包括采取“小步走”策略。

从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我先后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三秘、二秘的身份参与了几次“小步走”策略的实施。两国科技交流协议的落实使我有幸与到访中国的首批苏联专家代表团一起工作。代表团里有苏联优秀的冶金专家,他们都是亲身参与过鞍钢、武钢及其他中国冶金企业的苏联援建工作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专家们发现,中国并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在这个行业里突飞猛进……

难忘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筹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出访中国事宜。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作为援华苏联专家总顾问,在中国享有的威信不仅存在于老一辈领导人集体里,也存在普通老百姓心中。

1984年春天,接待来访的准备已经一切就绪,我们也去查看了给苏联贵宾安排的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住处。当年12月,阿尔希波夫到访中国并与老一辈领导人陈云、彭真等进行了极为重要的会谈。我记录下所有的谈话,用心观察传奇的中国领导人,我认为苏中关系正常化并不遥远。而且,我们越来越理解北京的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陪同阿尔希波夫,我第一次参观了著名的经济特区深圳,遥望对岸的香港。15年后,作为俄罗斯总领事,我在那里工作了6年。

“电影渠道”发挥独特作用

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所谓的“三大障碍”阻断了完全正常化进程。北京方面对于“障碍”问题的坚持可以理解。因为在阿富汗开始积极行动之后,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了“百万”大军,在蒙古国境内也有大量驻军,特别是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让正处于与美国恢复关系“蜜月期”的中国方面“头痛”不已。

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不平凡的“三大障碍”解局工作。在缺乏可靠的交往方式的情况下,“电影渠道”成为唯一的窗口,关于这一点在我的中国朋友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过。我要补充的是,定期会见大多安排在城里的餐馆里进行,以接受(转交)苏联电影胶片的金属盒做掩护,我和同事彼得·阿格耶夫、维塔利·塔尤尔斯基、瓦洛佳·科尔日向中国伙伴们传递苏方立场,听取并向中央准确转达对方的论据。我们之间也有辩论,但是与聪明的中国伙伴打交道帮助我们提高了自己的“中国见识”。那时,在北京的日坛饭店我第一次吃到了口味独特的中国菜“糖醋活鱼”。

关于“电影渠道”及其独特的作用,知道的人很少。我记得,许多年之后,我成为俄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局的某部门负责人,而积极参与通过“渠道”会见的中方成员张德广成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他以副部长身份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时,参与会谈的我的同事卡拉辛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相见后紧紧拥抱,并谈论着什么“电影渠道”之类的莫名其妙的话。

1985年12月底,我回到国内,后来到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直接参与苏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中国并会见邓小平。(作者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