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个时期，在中国不断推进“强国方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能否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国际战略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总体实现平稳过渡，但值得注意的是，“竞争”日益成为美国高级官员和战略界人士谈论对华政策时的一大“热词”。日前，王毅外长在两会记者会上也就此表示，“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竞争，这在国际交往当中也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中美可以有竞争，不必做对手，更需当伙伴”。无疑，如何准确看待和有效应对中美竞争，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两国需要放眼长远、相向而行，深入筹谋“竞争性共存”之道。

      2017年10月16日，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代表（右）和美国司法部法警局代表签署移交备忘录。当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美籍红通逃犯移交美方。这是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结束后，两国执法部门开展追逃追赃合作取得的新成果。（凡军 摄）

美战略界形成新“中国观”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举行名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防情报局局长阿什利等称，中国花费巨资加紧提升太空作战等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贸等手段构建自身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影响力构成威胁。此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14年以来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在涉及中国的表述基调方面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持一致。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负责战略和部队部署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科尔比称：“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根本性转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为大国战争作准备。”

      应当看到，特朗普政府高官的公共言论以及美国国家战略文件中涉华表态，基本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在过去几年中逐步形成的新的“中国观”——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这一“中国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大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07-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在欧美多国发生，西方国家经济困局加深，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美国战略界感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稳中有进，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有关“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必胜主义”情绪，其“中国观”开始发生变化。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加之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争端、“亚太再平衡”等问题的矛盾凸显，这构成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演变的第二个重要节点。

      第三个时间节点大致在2014-2015年间，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所言，面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走向和外交姿态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过去5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辩论”。

      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性威胁，主张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遏制”方向回调。甚至一向对华态度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到了重大“临界点”，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

美深度调整内外政策

      可以说，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似乎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强硬论”“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消极论调甚嚣尘上，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路线的声音日益增多。

      美国战略界“中国观”之所以出现上述消极变化，与美国自身战略取向的变化息息相关。具有“反建制派”色彩的特朗普政府明确将“美国优先”作为核心施政理念，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美国优先”理念实际上是过去数十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族群矛盾持续积累的产物。过去一年多来，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总纲，大幅调整美国内外政策，呈现“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回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对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大国合作兴趣下降。从美国国内政治看，随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运动的兴起，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愈发难以弥合，特朗普为维护政治基本盘不惜激化国内矛盾，在内政方面摆出一副不妥协的好斗姿态。

      在美国深度调整内外政策的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日趋消极，毫不讳言要加大应对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尤其体现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涉华消极论调似乎已经表明，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基本结束，“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或许正在成为美国政策界的一种新共识。

中美“竞争”的三大领域

      美国战略界日益从“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华政策，这是不应否认的新现实，但对此也不必过于紧张。这一现实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在实力对比、政策姿态、战略空间、国际地位等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2017年，中国GDP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GDP（18.5万亿美元）的65%。根据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十余年，考虑到中国在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不断强化自身能力，在两国总体经济规模差距缩小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两国“竞争”加剧的担忧或许会进一步增强。

      要想有效应对“竞争”，首先要准确分析“竞争”。概而言之，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美国希望以“对等”“公平贸易”等为由对华加大施压。

      其次，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担心中国寻求“把美国赶出亚太”，通过推进“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打造制衡中国的地缘架构。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日益突出，美国担心“政治上的中国崛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敏感。

积极引领中美关系走向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在国际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几十年来最为深刻的转型，需要更加深入研判所谓“竞争”问题，从“良性竞争、深度合作”的角度积极塑造中美关系的新态势。

      一方面，应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常态，但是，“竞争”与“对抗”存在根本区别，“对手”和“敌手”也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面对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方面日益显著的焦虑感，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施加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凝神聚气、保持定力，注重把握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加大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念引领、战略引领。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要逐步适应中美经贸摩擦常态化的新阶段，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安排，解决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筑牢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

      其次，要将拓展中国周边外交空间与打造新时代中美互动模式相结合，谨慎处理“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推动中美合作构建“亚太共同体”，培育两国共同的“朋友圈”。

      第三，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中美协作，做大利益“蛋糕”，用好亚投行等机制，促进中美协同提供发展型公共产品、促进地区和平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四，应就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等问题深化中美沟通，增进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政策协调，围绕应对反恐、防扩散、太空和网络安全等共同挑战展开合作。

      最后，要高度重视中美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等领域的所谓“竞争”态势，引导美国战略界准确认识“中国道路”，避免双方陷入意识形态对抗，不断深化中美社会交往，厚植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 3月14日《参考消息》（文/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