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的一整套思想、理论、理念、倡议，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文明冲突论”一度误导国际政治

就对当代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而言，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恐无出其右者。冷战结束后，一批乐观的美国思想精英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迫不及待地宣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彻底失败，自由资本主义最终胜利并将一统天下，代表人物和思想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与其说是严肃的学术结晶，毋宁说是应景之作，不仅论题和结论过于仓促和鲁莽，而且结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而最终昙花一现。另一批思想家则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新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其中，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脱颖而出，成为人们观察后冷战时代世界主要矛盾最具影响力的论断之一。亨氏在冷战甫一结束，便给如何观察后冷战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既简洁明快又颇具煽动力的思维范式，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的旧框架。这一思维范式即是所谓“文明冲突论”。

亨氏的主题及结论很简单，那就是，随着意识形态这一主要矛盾的终结，世界范围内并存的七八种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教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最主要矛盾。对惯于从矛盾对立或寻找敌人角度思考国际政治，急于寻找后冷战世界主要矛盾而又不得要领的西方政治精英和政客而言，亨氏此论可谓恰逢其时且正中下怀。政治家的偏好激励着亨氏朝“文明冲突论”方向越走越远，而“文明冲突论”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政治家们的思维，彼此互为因果，推波助澜，终使“文明冲突论”不胫而走，登堂入室，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当政者的某种政治哲学，以致影响其战略决策。

9·11事件后，小布什曾发出著名一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本来问得挺好，无奈小布什们没来得及深入思考，便很快以两场战争的方式完成了答题。接着，美国军事打击范围从恐怖分子延伸到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庇护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最后直指极端伊斯兰主义。如此这般，反恐战争最终异化为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某种较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好似被实现的预言，找到了最好的现实注脚，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乱局接踵而至，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祸不单行，全球恐情愈演愈烈，美欧内部政治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凡此种种，怎是“文明冲突论”所能解释？！相反，恰恰是“文明冲突论”之滥用，才导致西方政客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异常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结果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如此相互缠绕，剪不断理还乱。作为出类拔萃的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无疑是成功的，但其“文明冲突论”对当前国际政治造成的思想混乱和观念误导，进而最终成为美国打击极端伊斯兰的理论依据，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是危险的，对中东某些国家而言，更几乎就是灾难。

亨廷顿学术建设性和政治破坏性并存的两面性特质还在延续。他在去世前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把非西方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移植到解释美国国内的族裔矛盾，认为不久的将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白人将沦为少数，而“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价值观将面临空前挑战。这一观点一方面道出了美国族裔分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则彰显其毫不掩饰的“白人至上主义”理念，活脱脱就是“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国内翻版。

中国秉持“多彩平等包容”文明观

对于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中国一开始就抱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一方面从学术上肯定其价值和一定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质疑其背后的战略考量，总体上对其敬而远之。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渲染的“文明冲突”同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和合”理念相悖，和中国历来倡导世界各种文明相互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相悖。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正是秉持这种“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考和谋划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时，在继承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成果基础上，着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将之与新时期中国的时空定位、国际角色、战略目标相结合，更加注重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系统联动及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动态平衡，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中国气象和世界影响的国际战略新思想。

其中最具特色也具有引领性的思想是“合作共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后者则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愿景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思想之所以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是因为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和价值观念分歧，尤其是西方战略界一再渲染的“文明冲突”，以更加宽广包容的胸怀看待世界、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自信。此后，“合作共赢”几乎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各个方面的最重要思想指引和核心理念，比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所确立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的也是“合作共赢”思想。

如果说“合作共赢”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思想起点，那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追求的最终目标，二者互为支撑，实为一个体系的两端或双核。从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反复提及这一重要思想。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进联合国决议。至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最响亮的口号和最鲜明的符号，成为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期许。其所体现的和平、合作、包容、共赢理念，呈现出大异于“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观，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独特的中国智慧。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由合作共赢理念达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之间，中国坚持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强调“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同时，基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中外互动的新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期中国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这里强调的是既要科学把握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世界机遇与中国机遇的相互转换。他还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这里强调的是如何把握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习近平还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这里强调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一厢情愿的事，而是需要各国心心相印、遥相呼应，走共同和平发展之路，否则“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的国际大战略，论述更全面，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因而也更加落地生根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

由此，“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乃至文明体系，其中，合作共赢是思想基础，和平发展是战略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追求目标，三者环环相扣、互为联系，体现的是中国特色，表达的是时代精神，传递的是世界意义。（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转自《参考消息》2017年9月2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