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巨大成功是经历了激烈复杂的斗争才取得的，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后，姜恩柱接替周南，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来任中联办第一任主任，前后五年时间，亲历和见证了“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构想在香港的最初落实过程。时隔20年，年近八旬的姜恩柱近日接受《参考消息》专访，回顾香港回归祖国后走过的不平凡路程，甚为感慨。

他同时提醒说，“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贯彻实施，今后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问题，“但是我对‘一国两制’方针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充满信心”。

“新华社香港分社”改名“中联办”

《参考消息》：香港回归后，您作为中央驻港工作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最后一任社长、中联办第一任主任，面对全新的局面，您如何顶住压力，开展工作？

姜恩柱：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我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那时香港刚回归，处于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始阶段。我去了以后，重点探讨并摸索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驻香港的工作机构如何开展工作。

我先谈谈新华社香港分社改名的事情。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没有隶属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央派驻香港的一个工作机构，但它的名字引起一些误解。香港分社最早在1947年成立的时候，的确担负着新闻发布的任务，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央对香港工作、领导体制和机构的调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隶属关系也经历了几次调整。当年中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向英方提出，打算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但都被英方拒绝。这样，凡中方遇有需要同英方接触交涉的事，中央就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与港英当局联系。

随着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央通过香港分社同港英当局的联系越来越频繁。1978年港督麦理浩第一次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香港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招待会，以后的港督也是这么做，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在运作。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香港回归之后，怎样给新华社香港分社法律豁免，成了一个问题。我们机构的人员履行公务、机要交通，同中央往来的文件、电报电讯都要受到法律保护，都要给予豁免。但是这个问题久久不能解决。

新华通讯社总社在香港的分社，它对外的名称叫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室。有人提出，新华社香港分社下面的总编室有商业职能，不符合国家机构的定义。所以这个问题久拖不决。

第二个情况是，我到香港之后，很快就遇到一些难题。有些人把矛头对准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有一个政治团体的负责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到香港法院告我，说我违法。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打击作为中央驻港机构的香港分社。官司打了将近两年，对方完全是无理取闹，根本站不住脚，所以败诉了。

另外，香港有的舆论还不断造势，说香港《基本法》规定，中央在香港设有外交部特派员公署和解放军驻港部队，但没有新华社香港分社，所以你存在不合法。实际上，《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曾谈到过要不要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问题，委员们认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是早已经存在的事实，没有必要写进去。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解放军驻港部队是香港特区成立后设立的，以前没有，所以要写进《基本法》。那时，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也举行听证会，同香港的反对派遥相呼应，向我们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同事反复研究，认为我们必须改名，最后我们向中央正式建议。中央采纳了我们的建议，199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2000年1月18日开始，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任命我为主任。这样改名以后，我们的实际职能同名称完全没有矛盾，便于解决法律豁免问题，便于挫败反对派攻击我们香港分社的不良居心。通过更名，为中央驻港工作机构在香港长期存在并顺利履行职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一国两制”方针有两大宗旨，成功来之不易

《参考消息》：您怎么看“一国两制”在香港20年的实践？

姜恩柱：“一国两制”方针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在香港成为现实。“一国两制”的宗旨，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另外一条是，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是同时保证实现这两条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从这两条来衡量、来判断，20年来“一国两制”方针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中央政府在香港有效行使全面管治权。中央坚决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与《基本法》，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同时中央对香港具有全面的管治权。中央对香港有重要人事决定权。这20年，中央一共任命了四位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任命了这几届政府的主要官员。这种任命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任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拥有解释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这2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五次解释，对涉及香港的重大政治体制问题，以及涉及香港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作过四次决定。这些解释和决定，都及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确保《基本法》得到正确的实施，不走样，不变形，保证香港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轨道在运行。

第二，香港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市民按照《基本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港英统治下，港督是英国人，主要官员不少是英国人，现在全部由港人来担任。中央没有派一官一吏到香港特区政府去当官。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以及独立的审判权。香港实行财政独立。财政收入都由自己支配，不需要向中央交一分钱。中央也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第三，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香港回归以来的20年，先是遇到亚洲金融风暴，紧接着是禽流感和非典疫情，到2007年又遇到了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广大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总的来说保持了经济的繁荣。从1997年到2016年底，香港本地国内生产总值从1.34万亿港元，增加到2.49万亿港元，增长80%多。这在世界发达经济体里面名列前茅，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香港与内地的往来大大增加，经济上的融合进一步加深，跨境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现在有几十万香港人在内地工作和居住养老，有些香港人到内地一看，眼界大大开阔。

第五，香港是单独关税地区，也是一个单独的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回归20年来，已经有157个国家和地区给予香港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待遇。这体现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认同。

20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可行的，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我也必须指出，这个成功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和干扰，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才取得的。成功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基本法》第23条必须尽快立法，且该立法要有“牙齿”

《参考消息》：您认为今后在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姜恩柱：“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贯彻实施，今后可能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问题，但是我对“一国两制”方针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充满信心。

根据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有以下几点要特别强调：

第一，要进一步切实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是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这个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特区自身固有的，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的权力。

第二，香港的政治体制，《基本法》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必须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香港回归之前，英国统治香港，英国从伦敦派人到香港当总督。这个总督拥有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这一体制保证香港在英国政府的掌控之中，保证香港各项工作都在总督的掌握之下。这就是行政主导的体制。但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一个月，港英当局发表推行代议政治体制的白皮书，要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所谓改革，就是要逐步减少和取消立法局的委任制，把立法局从港督的咨询机构逐步变成立法机构，使得香港逐渐由行政主导，演变成立法主导。英方企图以此强加于中方，这样回归之后，中国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长官要掌控立法会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中国政府早已识破英方这一阴险用心。为此，中方同英方进行长期坚决而激烈的斗争，使英方这一阴谋不能完全得逞。

现在香港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基本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起主导作用的行政主导的体制。行政和立法既合作又相互制约。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有些议案通不过，就是因为反对派在立法会闹，这样不利于香港的稳定，不符合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定要坚持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第三，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港人治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治港，一定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中央明确表示行政长官必须符合四个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为港人所拥护。香港主要官员和公职人员，必须拥护《基本法》，忠实于自己的祖国，这是从政者必须具有的基本政治条件，这是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懂得的浅显的政治常识。但是香港的反对派却反对这一条。他们说不管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可以当行政长官候选人，同中央对抗的人也可以当候选人。这是胡说八道。我们必须坚持中央对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这个对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极为重要。

第四，《基本法》第23条必须尽快立法。《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在港英时期，香港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但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动了手脚，把这些有的改了，有的淡化了，有的作废了，这样就把闸门全打开了。所以回归20年来，反对派胡作非为，挑战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权，并企图向内地渗透。他们还同国外政治团体联系，接受资助。2014年的“占中”行动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近几年出现“港独”问题，这是违反宪法，也违反《基本法》的，应该依法加以处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已经刻不容缓。而且这个立法要有牙齿，要依法严惩那些国家禁止的违法行为。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关系到我国战略全局的大问题

《参考消息》：在您的新书《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中，您提及1997年刚到香港时，曾感慨“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香港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您的预料，请谈谈香港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如何看待香港的发展前景？

姜恩柱：我当时说这句话是因为香港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香港问题的复杂性。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沉淀后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关系到我国战略全局的大问题，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密切关联。

香港的复杂性表现在，第一，香港回归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广大的爱国爱港同胞能很快适应这个重大的转折，但香港也有些人不适应。他们心态的调整有一个过程。

第二，英国人在撤退之前所推行的所谓代议政制的改革，给香港回归以后留下了后遗症，对香港特区实行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制造了不少障碍和干扰。

第三，香港存在一股反对“一国两制”的政治势力。其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香港回归祖国。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国家、党和政府有怀疑，有很深的偏见。他们在香港回归以来，不断制造事端，掀起一个又一个风波，目的是把香港搞乱，想让他们的代理人上台，篡夺香港的管治权，最后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央难以掌控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第四，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插手、干预香港事务。他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强大，千方百计想遏制。而香港反对派正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

尽管如此，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第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我们国家不断强大，处于上升时期。强大的综合国力、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

第二，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仍有重要位置。

第三，香港社会当中，拥护香港回归，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的，是社会的主流，而且爱国爱港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

第四，少数反对“一国两制”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图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所识破。他们这么搞使香港的经济发展滞后，香港的民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受害的首先是香港同胞。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央绝对不允许这些反对派胡来，绝不容许他们触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底线。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香港一定会沿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轨道前进。我相信香港的前景是光明的。

(图/文 转自参考消息2017年6月2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