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超越西方零和竞争思维

沈丁立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一带一路”从倡议提出到论坛举办，路径虽然清晰，过程并不容易。从2013年中方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此后我国推动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几年来国际社会在逐渐接受中国共建世界大联通理念的同时，也不时浮现对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合作的疑虑，尤其是质疑中国此举的战略动机，并担忧由此可能产生对西方不利的国际影响。

西方一些大国冷眼旁观“一带一路”发展，试图从中发现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翻版的证据，或从中辨析出中国打造新朝贡体系的痕迹。但是，它们都失败了。相反，它们发现中国无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谋求霸权，中国对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将自己意愿强加于合作方不感兴趣。因此，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曾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距离的大国开始转换思想、调整姿态，逐渐愿意通过合作寻求共赢。

西方惯用自身逻辑揣测中国

不少西方精英认为，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合作兜售国内的剩余产能，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提升地缘经济与政治竞争力。他们认为，中方设定“一带一路”为国家战略，旨在短期内摆脱经济新常态，重夺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重振自身中高速增长势头，并在中期内奠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地位，推动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名列榜首。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里，国际关系从来就是零和竞争，其逻辑线明了：世界该有秩序，秩序必有领导，领导具有特权，领导只有一个，而且只能由西方大国担任领导。自近代以来，世界领导先后由英国与美国出任。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竞争，但最终还是苏联亡国亡党，终究还是实现了上述简单线性的西方关于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观念。

然而，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看到，国际权势的最新走向并不完全按此逻辑运行。尽管20多年前苏东发生剧变，但中国岿然不动。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凭借《历史的终结》一文名扬天下。他2011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已修正此前观点，承认“效率”乃是国家成功的三大要素之一。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崛起之空前效率，早已被当今世界所普遍承认，福山教授对此不会不知。

依照西方逻辑，中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国际格局，中国权势的上升必然削弱西方主导，这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派”来说绝对不可接受，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加强对中国崛起予以围堵的缘由。小布什政府上台明确厘定了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奥巴马政府制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他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明显针对中国。这一切都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国际关系零和竞争的传统思维。

近些年来，中国不仅硬实力显著上升，而且在引领世界发展的道路上也迈出了大步。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与国际社会接轨走到了欢迎世界与中国发展接轨，从吸收西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走到了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加入现有国际体制到走上完善乃至创新国际体制的顶层设计之路。中国在过去40年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100多年的发展道路。中国已从所谓的“搭便车”模式，开启了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之快车的崭新模式。

对此，西方从信念上感到不可能而且不应该，从面对事实但不愿和不能接受，到与中国开展合作而亲历好处，再到冷静思考而感悟道理，逐步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理性、从偏执到务实的不平静过程。刚刚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所以高朋满座，纵论合作，就有西方多国在互利合作面前放下身段、趋利避害的客观因素。西方在事实面前，逐步接受中国已在引领全球共赢发展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

“一带一路”并非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投行是我国发起的全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它将中国的国际领导力提升到了更高地位。这一倡议之目的，旨在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欧亚国家各国内部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地区各国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逐步将欧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扩大至非洲与全世界。无疑，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宏大倡议，这是为期仅仅数年的马歇尔计划所根本无法比拟的，而且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了昔日的马歇尔计划。

西方一些人士怀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乃是马歇尔计划再世。且不说这是时空颠倒的牵强附会，这一怀疑本身就反映出马歇尔计划的高度战略性。西方以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设计与实践来推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再好不过地反映出西方对主导国际格局的热衷，以及对世界局势的主控权不得旁落的特殊偏好。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西欧经济复苏的大规模援助项目，其背景是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经济的凋敝，包括由于战争造成的基础设施受损。这种状况如果延续，有损欧洲地区的民生与稳定，可能有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不利美国同苏东集团在意识形态甚至军事领域的竞争。说到底，美国对欧洲地区的战后援助，不仅要给当地人民和政府带来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还要服务美国的地区和全球竞争利益。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经合组织的框架下，确实给欧洲多国提供了当时急需的财经、金融以及能源援助，确实使西欧各国度过了战后的寒冬，并在四年后使多数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恢复到了战前水准。抚今追昔，西欧各国对美国用纳税人的钱实施这种国际援助还是感谢的。西欧经济在战后的快速复苏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而使其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竞争者，这可能并非美国本意。

马歇尔计划的消极之处，在于它的战略匠心加剧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对立。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阶段，美国对苏联也提出过援助建议，但华盛顿对此附加了诸多政治条件，包括体制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莫斯科在当时并不具备接受这些条件的基础，反之将此视作美国干涉苏联内政的证据。苏联推出莫洛托夫计划，并将此升级成经互会，在苏东范围内与马歇尔计划进行了全面抗衡。

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不是反映出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求甚解，就是表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刻意歪曲。首先，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尽管个别国家经济发展存在严重困难，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势头依然向上。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合作，不谋求价值观输出，无意在战略上“拯救”哪个国家，或反对哪个国家。中方旨在推进国家间正常的互联互通。

其次，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提出的针对特定地区的援助计划，其防范苏联势力西扩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面向特定国家、特定地区的援助计划，而是我国推动的欧亚乃至全球共商、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世界大合作，覆盖少至欧亚大陆，多至非洲大陆，在理论上还涵盖整个人类世界。中国的价值理念早已升级，“一带一路”倡议面对全球开放，兼容并蓄，力求共赢。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而是中国牵引的跨国合作。马歇尔计划由美国全额出资，“一带一路”合作则由项目相关国家合资兴建，并可寻求地区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予以投资。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提供了相关融资的更多可能，但中国对亚投行并无垄断权。即使是使用中方的丝路基金或来自中国国开行或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其用途仍是商业投资而非无偿赠送。

必须看到，马歇尔计划虽然达到了避免战后西欧经济崩溃的目的，但其战略后果乃是刺激美苏对抗，分裂欧洲社会。从泛欧合作与世界共赢的角度而言，马歇尔计划在战略上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而且也成功地达到了其错误目的。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就其顶层设计而言，从来就是考虑互惠共赢，而非中国与一些国家赢，某些国家输。

“一带一路”与朝贡体系无关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历史上形成过朝贡体系，其成因与中国的文明发展、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之提供以及当时中外关系之互动有关。朝贡体系，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等级制国际体系。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实不平等，中国处在更为中心、接受更多尊崇的特殊地位，但这种地位大抵不是通过武力所获。随着西方殖民以及国际社会去殖民化的发展，上述朝贡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逐渐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辐射也日益显著。从物质上看，我国作为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之一，长期为平抑国际物价作出贡献；作为世界最大货物进口国之一，促进了各国就业和经济增长。我国迅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对拉动投资所在国的就业和税收都有重要贡献。我国民众的境外旅游以及海外留学，都给目的地国家与地区创造了经济机会。

在“一带一路”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罕见倡议中，中国扮演着三重角色。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创者、引领者和合作者。作为首创者，中国的这一地位是个事实。作为引领者，中国的作用为上述机制所不可或缺。作为合作者，这是中国作用的适当定位。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对开放扩展的“一带一路”合作大包大揽。中国所需要做的，是对“一带一路”合作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并激发其他合作方的相应支持。

然而，要是以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发挥了上述三种作用，往昔中原帝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就将恢复，那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幻梦。第一，中国并不寻求这种唯我独尊的国际地位。第二，当今中国也无能力实现这种地位。第三，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形成于己不利的不平等关系。当今世界，即使超级大国美国也没有能力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中国绝不寻求对己有利的不平等国际关系。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立国原则，而且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所证实。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我国主张相关合作国家之间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准则，在合作方之间实现相互尊重，高度平等。客观上，如果合作方不能彼此尊重，合作就很难持续。如果合作方尊卑有别，合作就将心存芥蒂。

“一带一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加，而是合作方基于互利原则的两厢情愿。“一带一路”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与，而是双方携手共建。对于合作成果，也非一方独享，另方弃权。中方根据本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总结自己几十年开展国际经贸的经验，提出了上述“三共”的合作准则，完全符合可持续国际合作的普遍共识。

中方提倡的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三共”方针，本身就是对朝贡体系糟粕的扬弃。只有新中国的缔造者与后继者，才会有如此信奉平等、扬弃等级的浩然正气。诚然，当中国能力复苏并有意愿向世界提供合作意向与资源时，各国元首以及使者来到中国共商发展大计的宏大场面，正在并且还将更多出现。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求不平等以及我们的合作者愿意放弃平等地位。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非以合作为诱饵，更非以援助为抓手，谋求特殊的地缘经济与战略利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在任何意义上都与恢复朝贡体系没有关系。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寻求产能合作、产业提档升级，协助他国基础设施现代化，并与我国和地区乃至世界形成大联通，真正具有合作互利的动机与功效，具备逐步推进、无限进步的宏大前景。正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的零和竞争理念。西方开始有所感悟，还将深化对此的认知。（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转自《参考消息》2017年5月23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