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全球化红利制造者

屠新泉曹鸿宇

在当下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右翼势力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情况下，中国顶住多重压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推动全球化发展，为全球经济走出困局、重回正途身体力行。中国从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并且开始从全球化红利享受者向制造者转变，开始向全世界展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行动，为当前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困局提供了创新思路，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给各国人民带来实惠。图为1月5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五金经营户向尼日利亚客商介绍新款金属门拉手。（新华社发）

欧美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进入了近20年的持续快速上行区间。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革新，经济发展冲破了国界，全球各国各地区联系不断加强，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全球化浪潮席卷国际社会的每个角落，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前行，并带动了各国政治、社会、军事、文化等多层面的融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打断了这一增长趋势，叠加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使得全球经济发展在危机后步入低迷，一直持续到当下。传统的财政刺激与货币量化宽松调控手段难以平抑经济形势的动荡，经济增长新动能还未形成。收入增长停滞与逐渐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诱使很多国家，尤其是曾经作为全球经济引领者的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思想甚嚣尘上。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盟右翼势力扩张，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拥趸国家和地区，呈现出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的趋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倾向，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于化解国际经贸摩擦，提振经济活力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战后由美国主导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对日益凸显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风险作出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诉求，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秩序填补旧规制的失位；另一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为了维护其优势地位、抢占未来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制高点，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为落脚点，谋求重塑一个强化的自由市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

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发达国家力推的全球治理新规制仍然执念于僵化的自由主义教条，以自身内部的诉求为出发点，根据自身利益得损制定规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需要关注甚少，难以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美欧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框架带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和封闭性，中国等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目前均被排除在新框架之外。此类种种暴露出传统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只顾自身发展的偏见。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困局以及逆全球化势力的兴起，也使得各方当局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无暇为推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投入足够精力；右翼势力在美欧等地的大肆扩张，又使得前一阶段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新规制中止不前，短时间内难有起色。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国智慧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始终贯彻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借助前一时期全球化扩张和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迎来了腾飞阶段。虽然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样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有所放缓，但中国也借此开启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动力逐渐孕育成型。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中国也逐渐成长为驱动全球经济前进的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远超所有发达国家贡献率之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既享受到巨大的红利，又反过头来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动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组建和运营，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多边开发网络和金融治理机制，填补了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空缺。“一带一路”倡议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符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愿景，为参与各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合作共赢之路，也为各方的全方位互信交流创造了包容性平台。

事实证明，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和需求，积极融入全球化，有效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是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的最佳路径。而当前全球化体系失序，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平，迫切需要有能力、有担当的国家站出来，带头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进全球化进程的行动规划与倡议。在发达国家目前难以填补这一空白的情况下，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与动向显然备受世界瞩目。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度嵌入世界经济运行轨迹中，全球经济环境的走向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也会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可以说二者之间已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虽然当前的全球化局势动荡不安，但旧秩序的衰败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开端和成型，而这恰好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占据国际秩序中的主动权提供了契机，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求中国经济的富强和国力的强盛，也为中国的全球担当和历史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要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将提升全人类的福祉作为奋斗目标之一，这也需要中国从全球视角思考布局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总之，无论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还是致力于最广泛人群的利益，都需要中国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国内政策，需要中国为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前行注入智慧和能量。

寻找各方诉求最大公约数

回顾中国过去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经历，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全球经济发展整体形势向上，而中国的参与直接提振了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规模，双方的良性互动助推了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要秉持实事求是的观念，在审慎了解内外情况的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寻找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为全球化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首先，从中国自身来讲，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来讲，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偏向于同发达国家的互动，通过引进投资、贸易与全球市场相联系。未来，中国可以针对周边国家、对于世界新兴经济体提升开放水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为中国的国内市场开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广阔的平台。从深度来讲，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往来中，更多还是集中在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产品，对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中国自身的发展仍不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对外开放也存在较大的限制。通过逐步适应地开放、竞争，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制度的改革，将有利于扩展国际市场的规模与增强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资准入管制水平还比较高，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服务业160个子部门中有100多个开放，其余约60个不开放，而开放的子部门中，大部分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附加限制条件。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有条件向外资开放更多的部门，提供更为市场化的经营环境。未来中国可进一步扩展此类承诺的受众国家，深化外商投资整体开放水平，这将有利于向世界各国传递中国致力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的信号，成为完善全球市场的榜样。

其次，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层面，中国应在现有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其失位的地方作出补充和完善。从理论上自由的贸易能够使全世界收入最大化，但缺乏合理的分配机制则会造成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各国都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全球化红利，而当全球经济增速疲软后，不同参与方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即会暴露出来，全球市场的自由扩张也难以为继。大部分的政府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潜在的巨大利益，但单纯就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而言，针对眼前问题的权宜之计远比未来远期的蓝图更具吸引力。因而中国在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制的过程中，应将长期目标与短期收益结合考虑，并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及时兑现发展红利。

大国合作推进新技术革命

在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协调时，中国可以基于各方共识，寻找各方均认可的优先项，为合作安排创造“早期收获”项，推动各方经济往来的持续融合与发展。对于和主要大国间的合作，中国首先要注意加强同各方经济政策的协调。大国对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往往会对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而各自为政地落实国内政策，有可能会造成不同国家之间政策效果的相互掣肘，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可能产生未知的负面影响。因而，中国应倡导主要大国不能只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要着眼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全球化的发展，通过密切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来进行。

大国作为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方面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新业态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潜力，而有效释放这一潜力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规制和法律体系。当前的技术进步已经不可能只在一国内部进行，新的技术革命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需要各方的协调改革，来为释放技术进步红利提供适宜的土壤。

对于和广大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往来，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经验，为较为落后国家提供可行的发展实践路径。通过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资本和产业优势同各国当地的经济条件相结合，实现各方的共赢发展。在面向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采取抱团行动的方式，通过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的输出，克服不同国家面临的限制，最大化地带动各方参与到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中来，也可以避免各种风险对合作成果的侵蚀。（作者分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博士生）

（转自参考消息2017年3月22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