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重振实体经济调查(3)
法国打磨“未来工业”国家战略
驻巴黎记者韩冰
核心提示：法国经济部今年1月发布的资料显示，法国目前正在准备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工业”领域加强合作，以推广法国的科技和产品，而中国、美国和日本则是法国有意合作的三个重点国家。
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浪潮中，底蕴深厚的法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方面，顶层设计“两步走”，逐步明确了在“新工业法国”计划蓝图下，以打造“未来工业”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以税收杠杆为抓手，通过“竞争力与就业税抵免”的新政实现了“控成本”的目标。法国实践的经验与不足，值得各国的决策者借鉴。
智能制造是法国“未来工业”战略的一大重点。图为1月23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试运行无人驾驶电动公交车。（摄影 陈益宸）
顶层设计经历“两步走”
以2013年9月初法国推出“新工业法国”计划为起点，法国振兴制造业的顶层设计经历了“两步走”：2013年9月至2015年4月为第一阶段，在“新工业法国”计划框架下，确定新一代高速列车、电动飞机等34个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
回头看，这一阶段的顶层设计具有保守性较强、核心不明确的缺陷：注重实用性和渐进性相结合，而不追求颠覆性创新发展；注重优先发展法国已经取得领先地位的领域，但对于德国掀起的智能制造等新潮流重视不足。这些缺陷也和当时法国刚刚拉开工业复苏帷幕、正在探索起步之中，以及时任法国经济部长阿诺·蒙特堡等人具有浓厚的“法国优先”思想有关。
2015年5月至今为第二阶段。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宣布“新工业法国”进入第二期，并将原先的34个优先发展项目改组为以“未来工业”为核心，以新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城市、环保汽车、网络技术、新型医药等9个新兴领域为支柱的布局。
在这一阶段，法国政府的顶层设计有两大完善：一是意识到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将旨在发展数字化生产以及推动企业实现相关商业模式转型的“未来工业”确定为振兴本国制造业的重中之重；二是更加务实和开放，坦承法国已“落在德国之后”，明确提出“未来工业”要和德国“工业4.0”平台“自然对接”。
创造良好内外软环境
在打造“未来工业”的实践中，法国政府由于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且面临较大的“减少预算赤字”压力，所以为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较为有限。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对内方面，注重鼓励和引导，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软环境，比如设立开放性的未来工业技术平台，供企业免费测试前沿技术，将一些发展较好的企业设为“未来工业”示范企业、经济部牵头组建“未来工业”联盟，统筹中央部委、地方公共机构、各大工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未来工业”发展，等等。
在对外方面，法国注意帮助本国企业抢占先机和技术发展标准制高点。法国经济部明确提出：第一，为打造“未来工业”，法国要在欧洲内部，在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等领域维护法国利益；第二，支持更多的法国企业在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中中标；第三，提高法国在数字化生产欧洲标准的制订中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经济部今年1月发布的资料显示，法国目前正在准备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工业”领域加强合作，以推广法国的科技和产品，而中国、美国和日本则是法国有意合作的三个重点国家。
设法控制劳动力成本
法国自1995年推行35小时工作制以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至欧盟范围内最高水平，给法国制造业竞争力带来较大影响。2013年1月起，法国实施“竞争力与就业税抵免”政策，有效控制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
据法国权威的经济研究智库——法国经济研究观察中心介绍，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法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低于德国。在这个季度，欧元区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为33.0欧元，比2015年同期增长1.8%，德国为40.4欧元，同比增长2.9%，而法国则为38.0欧元，同比仅增长1.3%。不过，法国整体劳动力成本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竞争力与就业税抵免”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呢？据法国经济部介绍，这一政策的具体做法是根据企业雇用员工的薪酬支出减免企业所应缴纳的收入所得税等税额，员工越多、薪酬开支越大，企业享受的抵扣税优惠也越大。
法国经济部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一政策主要特点有：首先，补助力度较大。在法国本土，该政策的补助力度2013年相当于企业员工薪酬支出（不包括在法定最低工资标准2.5倍以上的员工薪酬）的4%，2014年至2016年达6%，2017年达7%。
其次，规定详细具体。比如，这一政策在发布时就详细规定哪些员工的薪酬开支可享受抵扣税优惠，免缴税收不得用于企业分红或增加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企业应在账目中人员开支项详细记录被减免税收的用途，等等，有效避免了政策在落实过程中走样。
法国总理府旗下的智库——法国战略规划局认为，“竞争力与就业税抵免”政策不仅降低了法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还对法国经济产生综合积极效应。该智库认为，在这一政策的拉动下，到2020年法国经济额外增长将达0.1个百分点以上，出口额外增长将超出1个百分点，就业岗位增加21万个。
此外，2014年初法国总统奥朗德推出的“责任和团结公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该公约框架下，法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减轻企业综合税负的措施，争取在2017年至2020年将企业标准税率从33.3%降低至28%。
尽管“竞争力与就业税抵免”政策在放缓劳动力成本上涨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法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16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该政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进。第一，补助力度有点过大。该政策减免的税收金额约达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给法国公共财政带来较大压力。第二，税务部门管理有待改善。税务部门在处理大量减税申请方面缺乏有效工具，效率不足影响政策达到预期成效。第三，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如预期明显。
“印度制造”要乘势崛起不容易
驻孟买记者毕晓洋
核心提示：尽管困难重重、步履蹒跚，但印度制造业正在迎来自上而下的环境变革；而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转移，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机遇。如果莫迪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得以强力推行，印度制造业很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迎来春天。
过去两年间，一只雄狮的形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印度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可能是高架路旁高耸的户外广告，可能是街边手机店的一张褪色海报，也可能是杂货店架子上的麦片包装……这只狮子，连同其身披的“印度制造”口号，宣示着莫迪政府振兴制造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雄心壮志。
宏伟志向的背后，印度的制造水平究竟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印度经济中，实体经济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工业基础薄弱
从历史的维度看，工业基础落后和工业体系欠缺，是印度经济无法回避的基本面。
回望近代，尽管印度称得上是英国最为重要的海外属地，但在殖民者眼里，这片土地的更大意义在于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规模化、低成本的商品持续输入，挤压了印度传统作坊的生存空间，扼杀了从手工生产到工业化制作转变的萌芽。
独立建国之后的数十年里，印度的经济一直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严格的准入牌照政策几乎覆盖所有行业，公营机构体量庞大，劳工和金融市场由政府管控。由于经济计划与现实需求脱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90年代初，印度经济一直裹足不前。
1991年，印度正式展开经济自由化改革，取消行业牌照制度，放宽外来投资政策，免除部分外资审批，打破国营公司垄断。此举在奠定今后印度自由经济大方向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2003年，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双双上调印度投资评级，为印度带来了充沛的外部资金。2003年至2007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均保持在9%以上。整体经济的向好为印度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充沛的资本支持。这一时期，印度工业增长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
被“紧箍咒”束缚
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印度的工业结构和产能仍然没有实现跨越性的突破。2016年，印度工业产出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刚刚超过四分之一，创造的就业岗位仅占全国适龄人口的22%。除汽车、化工等领域外，大部分产业仍然以小型企业和家庭式作坊为主力军。即使是在新德里城郊的新兴工业区，也很难看到大面积或是多层的厂房。低矮的车间里，隆隆作响的设备多是二手货甚至是淘汰品，全自动化的生产装备在这里依旧是稀有品。
造成这一现象，基础薄弱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多年严格管制造成的政策遗留，更是成为束缚制造业发展的“紧箍咒”。以用工政策为例，印度的劳动法规多而复杂，仅在联邦层面就有十余项关于劳动报酬和福利的法律规定，立法时间横跨百年，遑论各邦自行设立的相关法律。印度《产业争议法》规定，所有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获得邦政府的批准。而出于选票的考虑，邦政府几乎不会批准这样的申请。因此，为了规避这一法条，很多企业将工人数量严格控制在100人以下，企业规模因此难以扩大。
而在税收层面，由于各邦均有权自行设定费率，导致税收结构极为复杂繁琐——将南方喀拉拉邦盛产的腰果运到新德里的卡车，在跨越每条邦界时都要缴税，运输成本高企的同时，物流效率也大大下降。
除此之外，劳动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落后、能源电力短缺、政府办事拖沓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时至今日，“印度制造”依旧未成气候。
自上而下变革
显然，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草根阶层出身的总理莫迪，在家乡古吉拉特邦掌权时，就以推动政策改革而著名。在就任后，莫迪很快就开始了对于全国工业体系的改造。
除了2014年提出“印度制造”口号之外，莫迪还先后发起了“清洁印度”“智慧印度”“技能印度”等一系列运动，旨在通过技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改善投资环境。2015年，莫迪向国会提交《土地法》改革草案，要求扩大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话语权，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划定等领域赋予政府强制征地的权力。尽管此法案未获得国会通过，但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党政府表明了他们为发展工业不惜挑战传统的决心。2016年，印度两院通过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法案，决意改革各邦各自为政的税收格局，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简化纷繁复杂的税务体系，有利于外来投资进入印度市场。同时，印度政府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出了鼓励政策，意图借助信息化革命的风口，升级印度工业产业，实现印度制造业的弯道超车。
一系列的政策过后，成效开始逐渐显现。2016年，印度吸引绿地投资约623亿美元，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绿地投资第一目的地。
一个明显的实例是，经过一年多的拉锯式谈判，印度卡纳塔克邦信息科技部长普里扬卡·卡尔格终于在2月初宣布，苹果公司将从今年4月开始在该邦首府班加罗尔组装iPhone产品。而在苹果之前，以三星为代表的外国品牌和小米、OPPO、vivo等中国品牌早已在印度建立了生产线，借助廉价劳动力大规模生产符合当地需求的中低端产品，抢占方兴未艾的印度手机市场。
在刚刚公布的2017-2018财年政府预算草案中，印度政府计划向3500万年轻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用于职业教育的总投入将达到220亿卢比（约合3.3亿美元）。在外部投资方面，新预算显示政府将简化运作程序，通过在线方式处理投资申请。针对印度老化的铁路系统，印政府新财年计划拨款1000亿卢比（约合15亿美元），用以改善目前堪忧的列车运行安全状况。2017-2018财年，印度铁路新通车里程计划将达到3500公里。这都显示了莫迪政府推动“印度制造”的决心。
不难看到，尽管困难重重、步履蹒跚，但印度制造业正在迎来自上而下的环境变革；而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转移，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机遇。如果莫迪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得以强力推行，印度制造业很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迎来春天。
(转自参考消息2017年3月3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