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强校友

将“解放思想，务实创新”进行到底的党委书记
———访原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年强校友

《华工人》记者团    肖　惠

    【简介】陈年强，男，汉族，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生，广东省雷州市人，研究员，中共党员。１９６４年９月考入华南工学院造船系。１９６９年７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助理、科技产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１９９７年１月调任湛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任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是中国造船学会和中国石油学会会员，广东石油学会名誉副理事长，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海洋学会副理事长，第五届广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高校党建学会副会长。曾先后担任“单点系泊系统”等多个研究项目负责人，并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撰写的论文“马友石弹性灯桩研究”获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论文枟浅谈广东造船人才危机及其对策枠获广东造船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著书枟现代大学教育创新与实践枠，主编枟入党教程枠，并先后撰写党政工作及专业方面论文多篇在有关书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曾被评为广东省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肖　惠：陈书记，您好！首先想问一下您当初为何会选择华工？
    陈书记：我是一个农民子弟，不懂得专业的好差，只要能读大学就行。当年我有个同班同学的哥哥在这里的数学系读书，他告诉我们说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的造船系不错。因为当年华工造船系的船体专业属于绝密专业，我们毕业出来，早期那些年轻教工要谈恋爱、结婚都要经过组织的批准，还要经过严密的审查。
    肖　惠：那您在华工的几年大学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陈书记：刚才说了我从农村出来，学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好好学习。我小学时做少先队的大队长，初中当学生会主席，高中当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是专职，由老师担任）。就这样一直做着学生干部，后来上大学就做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所以我们这些人一般都比较乖，比较听话。我这个人的性格也不尽是“五分＋绵羊”，但总体上是比较乖，比较听话。所以最难忘“文化大革命”那段时期，我１９６４年考入华工，大概１９６６年６月份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来派工作队进校，我们这些听话惯了的学生就跟着闹革命。我当时是班里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因为我是团支部书记嘛，那时候还未建立党支部，我们班才两个党员。当时班里的同学关系本来很好的，但一搞“文革”观点就不一样了，大家分成两派三派。当时作为“文革”组长要去徒步串连，不久我就和各个系的学生干部和一些机关学生干部大概一共２３个人出去徒步串连，从这里出发徒步走路到井冈山。我们还搞了好多画册到沿途农村进行宣传，说什么是宣传队、播种机。去了井冈山之后就下来坐火车去北京。回来第二天早上，班里两三个原来还蛮好的同学就带我去东六学生宿舍，那儿贴着大字报“陈年强回来了！”因为“文革”初期“工作组”要各班“文革”小组人为地把观点不同的同学分为“左、中、右”。我们班虽然没搞，但当时的“造反派”不相信，一定要讲清楚。
    肖　惠：经过“文革”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您觉得您个人的思想有怎样的变化？
    陈书记：人受文革前教育理念的影响，都比较听话，以前叫做“５分＋绵羊”。我觉得做人一定要有良知，“文革”那段时期由于看不惯干脆后来我就不参加了，当时叫当“逍遥派”。但早期还抄过大字报，我的书法没有专门练习过，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抄大字报学会了几个字。现在回想起来，“文革”是确确实实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哪有一个社会发动所有这些无知的青少年在全国闯荡，搞得很长时间停产停课闹革命，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而且首先就搞乱人际关系，真是不可想象。
    肖　惠：您当时在大学的理想和信念是什么？那些年您最深的体会又是什么？
    陈书记：作为我们那代人，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读好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朴实的想法。因为我读的不是党委书记专业，现在也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想过自己会做大学党委书记。作为我们这种经历过来的人，就对“解放思想，务实创新”的体会很深。我在三所大学工作过，我就觉得“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对事业的发展相当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当年那种“５分＋绵羊”思想的超越，我也不是说“５分＋绵羊”完全不对，现在也要听话，只是过去受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点墨守成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纠正过两次教条主义，第一次是纠正“社会主义教条主义”，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替苏联模式。这就必须要解放思想，敢于否定苏联模式，否定“两个凡是”。第二次是纠正“资本主义教条主义”，“资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中国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相当多的资本主义教条主义者认为中国必须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但是咱们中国没有补这个课。我们用改革开放进行跨越式的发展，通过短短３０年的改革开放，我个人认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成就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２００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更需要“解放思想、务实创新”，说来说去又回到了解放思想这个话题。当年不解放思想，不否定“两个凡是”，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我就觉得“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大到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对一个单位、一个人都极端重要。当然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我认为民主政治建设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那种封建专制是不可能有解放思想的，谁解放思想谁就被当成右派，谁说错话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而“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绝不是解放思想，而是胡思乱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价值。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一个竞争、透明而且多数人都能取得公共权利同时又担当责任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对解放思想，营造社会良好氛围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化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单位来说，民主政治建设可以消化内讧，促进和谐团结，有利于单位的发展。就个人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民主观念、民主作风极端重要。甚至我认为“民主是一种能力、民主是一种力量”。这不是说大话，从国家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那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既没有成功经验可照搬，也没有成熟理论来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总结、发展、诞生的。江泽民“三个代表”和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在前面的经验和成就上经过总结得出的。所以说光靠个人的独裁什么事也办不成，社会主义实践，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民主真的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能力可以通过他的民主观念和他在单位的民主作风以及这种观念和作风在一个单位所形成的和谐团结的气氛来体现。
    肖　惠：我想您在个人工作中也肯定将民主政治贯彻得很好。毕业后您就连续在华工工作了近３０年，在这期间您工作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书记：我１９７０年毕业后就在华工，从没有离开过学校校门。到湛江海洋大学（以下简称海大）后还兼任着华工副校长直到２００１年，我这套房子就是在２００１年分的。与在后面两个学校的业绩相比较而言，在华工成绩平平。当时做船舶系的党总支书记做了好几年，我觉得做了两件事对系的发展有点好处。第一件事，在７０年代末期，世界造船不景气，进而影响到国内造船不景气，要办好造船系步履维艰。怎么办？还是说回主题解放思想。当时造船不景气，我们就敢于开拓与造船有关的业务，调整专业方向，表面似是为了增加收入，稳住师资队伍，但主要还是为了专业的发展。当时根据“船舶是海上城市”，而且是对力学要求更高的水上建筑的特点以及南海石油与渔业资源开发的急需，我们将“船体”专业拓展为船舶工程和海洋工程两个本科专业，新辟建筑结构专科专业，之后又把船舶内燃机扩展到制冷空调。但那时候我们争取的科研项目还是与自己的主业有关，当年的科研经费比电力要多得多，光一个船舶节热能项目就有２３０万，而且这个项目还提了三个正教授。这个也就是说要敢想，但敢想不是说要胡思乱想。解放思想的底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科学原则。第二件事是建造船模实验池。造船的发展离不开船模实验池，这个水池现在要值两千万左右。当年建这个池可谓“三上三下”，每次差不多要上马了，最后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退下。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争取船池上马投入建设。我始终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人在一个单位任职若干年，必须要为这个单位做出几件数得出、看得见、摸得着，对单位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实事好事。当年建船模池几次要上马，但没有钱。没有船模池首先严重影响船体专业的学科建设，同时严重影响老师的学术提高。眼看老师有限研究成果拿到别校航池试验，让别校首先取走第一手资料，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我得知如果广东省同意支持这个项目，教育部是肯定会拨款的情况后，我就几次到当时主管教学的副省长王屏山家门前等他反映情况，不厌其烦地向他陈述建造船模池的必要性，但他总是说要先研究研究。最后我不得不动员我岳父和我一起去找王屏山，因为他们是厦门大学的校友。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终于成功了。当年建这个船模池大概一共花了７００多万。
    肖　惠：那您在海大又做过哪几件大事呢？
    陈书记：在海大我只工作了三四年，但到现在我一回去不管老少，特别是一些老教授和校级领导对我都特别热情。我觉得一个人在单位的成就自己千万不要妄自评说，他的工作业绩应该由后人去评说，由单位的历史去评说，这样会相对比较客观、公正一点。我在海洋大学最值得称许的事是为海大争取到了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７年１月份湛江海洋大学挂牌成立，６月份就申报学校硕士学位授予权。当年严格来说海大还不太具备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的资格。但从本质上说海大合并的湛江水产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培养了很多人才，现在很多地市省的水产方面的领导干部都是湛江水产学院毕业的。按照曾经时髦一时的那句话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怎么创造条件呢？没有所需在研项目，没有科研成果，引进人才就有了。第二就是必须要通过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我们就请省高教厅帮我们搞预评估。省领导非常支持配合。就这样海大１９９７年１月挂牌成立，６月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２月获得批准，１９９８年初公布。到２００８年海大就拥有了１０年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也就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了。现在海大也仿照当年强调海洋方面的学科建设布局的需要，以海洋为突破口。２００８年对海大申博非常有利，国家把博士学位授予权下放到省。但如果当年不是我们成功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在就没有１０年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条件，也就不具备申报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资格了。现在海大申博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广东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李容根，为什么省长能够挂海大的申博领导小组的组长呢？就因为当年我经过努力成立了湛江海洋大学校董会，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就在大会上宣布准备成立校董会。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请一位省长来做董事会主席，虽然这个从经济上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我开玩笑地说只能解决一些零用钱问题罢了。现在一年开一次校董会，每年参加会议的广东沿海县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校董会董事等至少要带１０万元来认赠，第一次就筹了３８０万。这对学校发展多好，可以发展学科建设，可以奖励教师，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高学校的地位，引起省领导对学校的重视。就因为那个延续到现在，所以李容根副省长才担任申博领导小组的组长。现在你看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担任申博领导小组的组长，那海大申博哪有不成功的。第三件事是成立广东省海洋科技开发研究中心。当年提出这个事时，首先得到现在省委政研室的魏主任的支持，先后在两期内部政研简报刊物上报导海大的建设发展情况。李长春书记在简报上签字，同意成立广东省海洋科技开发研究中心，地点设在湛江海洋大学。１９９９年底开省海洋工作会议，会议纪要也决定在海大建研究中心。这样书记签字了，纪要也写了，我们觉得研究中心设在海大应该没问题。但没想到在２０００年省委１号文上（每年１号文都谈农业，海洋属于大农业）说决定成立广东省海洋科技开发研究中心，但未定地点设在湛江海洋大学。原因是某大学和中科院某研究所两家很不服，说海大刚刚成立不久，科研力量还不强，他们认为研究中心应该设在广州。他们联名向省委反映，那我们就只好在暗中想对策，最后还是我们成功了。没多久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成立广东省海洋科技开发研究中心，地点设在湛江海洋大学。这个研究机构也是一种学术地位的体现。这几件事对海大具有历史意义、战略意义。
    肖　惠：最近几年广东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广工）发展得很快，我想这其中肯定也有您的功劳，请您也回忆一下在广工的成就。
    陈书记：在广工大也一样，我依然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不光是对我一个人的要求，对学校各级领导也是这么要求的。广工属于广东省重点建设大学，而且排在很前。它在１９９５年也是第一批招生，后来为了照顾广东地区第一批填重点院校落选的考生，把广工放在第二批上招生。我去广工之前它的定位还是“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型大学，去之后我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广工应该办成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省属重点大学，当时的一些校领导不太同意这一决策，但我坚持了。并连续两三年亲自和科研处一块研究制订科研工作计划，并分解目标落实到各个学院，要求强制性完成。这样广工的科研经费连续几年翻番，当年我去的时候才８００多万元的到校经费，后来就１６００万元，３２００万元，５０００万元，现在有１畅１个亿元。那个时候没有硬性的要求和氛围的营造是办不成的，这实际上都是逼出来的，这自然也就逼出了参与科研教师的高比例，同时逼出了教师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提高广工的考研率。当年广工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人数极少，１９９６年考了１个，１９９７年０个，１９９８年１个，１９９９年２个，２０００年９个，就是我去的那一年。针对当时分管教学的校领导的高兴样，我说湛江海洋大学人家还是刚刚成立的，现在一个班一年就考上８个硕士研究生，还有考上清华的。我们堂堂一个广工考上９个有什么好高兴呀？！后来再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人数少的原因关键在于报考的人数本来就很少。因为广工的学生属应用型人才，在省内的分配非常热，很好就业，尤其是学习好的学生容易到好单位。所以很多学生选择先就业。我就从这里抓起，每年亲自到各个学院做动员。但不能强迫人家，只能年年做工作，后来研究生报考率终于有了一点突破。那几年我还每年拿出自己的特支费２万元给教务处做如何提高广工考研率的课题研究费，每年到两三个学院做报告。一般说来对社会贡献相对比较大的还是学历比较高的人，当然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学校学历高的学生越多，毕业后对社会的贡献可能越大。对于学生来讲就要动员他们不要光看眼前利益（等下我后面还有一个精彩的观点），要把眼光放在未来的发展上。后来考研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考研率迅速提高的同时，有效促进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工进驻广州大学城，这可谓是广工家喻户晓的。广工还是大学城规模最大（占地２４００多亩）、容纳学生最多的学校。那时候我们的龙洞校区还新买到４２２亩地，但当年又不能公开说，否则有人会说我们又要进大学城，又要买地。在是否进大学城这个问题上校级领导意见不统一，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进大学城。他们认为当时购进的龙洞校区４００多亩地加原有的１００多亩地就够广工的发展了。时不我待，我当机立断，在校党代会报告关于学校战略发展上把“抓住机遇进驻大学城”改为“抢抓机遇进驻大学城”，大家还算给面子，没有公开反对。而我了解到当年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考虑怎么还钱，我想既然人家都没有规划，我们何必要主动。而且贷多少钱建起来的学校都是国家的资产，不是广工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现在广东省政府免掉广工１７畅６亿元的债务。应该说进驻大学城算是真正做了件好事，我前面说的只是结果，好像很轻松，但过程并不轻松。
    肖　惠：您刚才在谈到大学生不要光看眼前利益时，说有一个精彩的观点要讲，那到底是什么观点？
    陈书记：我一直从事的主要是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我亲身体会到在改革开放年代思想政治工作是最难做的。要当一个称职的合格的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比当一个专家、学者都要难。为什么这么难呢？前面我说过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照搬，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学校里要教育大学生，教育高级人才，思想政治工作又不能老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进行“传统”教育。有学生就跟我说：“书记啊，大学讲堂上总是说社会主义怎么怎么好，但一到自由市场上看却没有一样对得上号。”其实思想政治工作最好做的是战争年代，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靠教条主义，靠背马克思条文，靠忆苦思甜，甚至靠阶级斗争进行压制。而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很不好做了，什么原因呢？过去我们老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认为这是对“利益”问题的偏见。把活生生的人看成活神仙。当年有人说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人。我说不对，共产党员首先是人，第二才是党员，因为他１８岁才能入党，之前他先当了１８年的人，后来继续做人和当党员。而且共产党员也有老婆孩子，也有家庭，也要生活，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所以我就觉得思想政治工作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马克思说过两句最精彩的话，一句是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跟他们的利益有关，另一句更尖锐的话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就说明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就是说通过思想教育这种方式去保证和维护利益的关系。你们看我在这本书中也提到这一点（陈书记拿起茶几上他写的枟现代大学教育创新与实践枠念道）：“在以功利伦理为基础、奉献伦理为主导的我国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格局中，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引导师生在奉献伦理的主导下，勇于融入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领略市场经济主体所体现最大效益原则的基本动机和功利伦理提供个体致富的心理动力，培养具有时效意识、竞争意识的效益观念、创新观念的创新型现代师资和创新型人才，这是培养人才观念上的创新。”我个人觉得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打开沉闷的局面，就是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则。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下工夫。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不能总是离开工作对象的利益得失进行说教，而是要根据利益对他们思想行为的根源性和支配性作用，讲清他们现在表现的好坏，对他们终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从而引导他们做利益的主人。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物质利益原则对于考研来说就是要学生不要光看眼前，读硕士读博士都跟一个人的未来利益紧密相连，当然我们还要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第二个，现在很多学生特别是名校的毕业生都出国去了，为什么要出去呢？其实根本问题是利益的驱动。过去人们都在怪这些学生，说他们不爱国什么的。我觉得要留下这些人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关键是要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提高他们的待遇等。
    肖　惠：您作为大学的党委书记，对国家教育、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有怎样的期望和寄语？
    陈书记：首先对国家来说，要优先发展教育。尽管教育投入还不是很高，但不管怎样国家还是尽了力。教育优先于其他，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咱们中国。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关键是希望咱们广工大老师要抓住和珍惜国家重视教育的机遇。尽管我们教师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我们依然要潜心为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好人。我希望老师们不要看到有很多人下海，就想投入商海之中。其实下海的人有９５％被淹没，只有５％的浮在海面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保证教育质量显得更为重要。教育质量有保证，出人才才有保证。大学生多半是２０出头的人，我们国家２１世纪５０年代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艰巨的任务靠谁？当然靠生逢其时的在校的大学生。所以大家要好好培养自己，好好造就自己，好好提高自己，为咱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肖　惠：您觉得在华工的５年大学生活（那时候是５年制）对您整个人生有什么影响？
    陈书记：可以这么说，没有华工大的５年，就没有我的副书记，没有我的党委书记。所以自己不管干了什么，首先要感谢我的母校。华工给了我处事的方法，做人的道理。虽然我学的是工科，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有共性的。毕业后在华工工作的那二十几年的沉淀和积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经验，也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所取得的一切首先离不开我的母校华南理工大学。